我与黄河文化地标|探秦汉黄河改道以鉴今

文|冯骏祺

黄河之水自远古奔涌而来千年，在华夏大地上谱写讴歌，勾勒点染了自然与文化的悠久画卷，黄河在先秦两汉文人史家笔下从来不是温顺和睦的一股清澈之流，自奴隶至封建，从懵懂到文明初创，黄河带来历史的改道伤痕，冲刷百姓的家园，见证早期黎民生生不息地与天灾人祸抗争。

黄河的改道史，是一部自然灾难与华夏人民生存博弈的血泪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从先秦至1949年前，黄河下游决溢1500余次，重大改道26次，纵横25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承载着“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的惨痛记忆。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宿胥口（今河南浚县）处，黄河轰然决口，河道自此往南奔移，《汉书·地理志》及《山海经》都有刊载，这是千百年来史书，撰史人中首次郑重其事记载下的黄河改道变迁，仿若一记暮鼓晨钟，敲响了人类与黄河漫长之间爱恨的序曲，先民治黄史诗画卷，于此徐徐展开。

将时空锚定于先秦的春秋战国，彼时黄河下游汪洋一片，有山便有泉，有泉便生湖，湖湖贯通又因地势不同而河流奔淌。《尚书·尧典》便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华北平原上曾有珍珠串般的湖泊汪洋，最著名的便是大陆泽——跨河北众地，漳北、泜南诸水所汇，水面极为辽阔，甚至可媲美太湖。另黄淮平原冲积扇上的湖沼各处生，今朝可查便有：圃田泽、荥泽、孟诸泽、蒙泽、菏泽、大野泽、雷夏泽等等。宏观整个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在距今4000多年前又率先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且文明的高峰此起彼伏，文明的脉络延续不断。直至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并立，民力与国力并举，那是早期先民由于战争烽火、天灾人祸影响下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各国人民纷纷操起工具，修筑堤防，欲以人力“驯服”黄河与各道河流，尝试“征服”自然带来的资源和灾祸。

禹河故道是先秦民众百年奋斗成果，是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第一次定位，最早可查《尚书·禹贡》，亦称“禹贡大河”，自河南武陟启程，向着天津滔滔奔流入海。然而，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到西汉之时，下游已然高悬于大地之上，仿若一条随时可能倾泄怒涛的 “空中巨龙”，为后世频繁的决口泛滥埋下了祸根原始大陆的黄河似乎用自己野蛮与强大来提醒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自然的力量是无情恐怖的。

再至公元11年，黄河下游在今河北大名东决口，再次给华北黎民带来巨大之灾难，许多城邑都被淹灭在黄沙之下，濮阳高城、戚城、咸城，商丘宋城、睢城，开封大梁故城，以及菏泽一带的成阳城、陶丘城等深埋于地下，混入历史的泥沙之中。直到东汉，下游民众苦黄河泛滥久矣，琅琊王景主持治理黄河事宜。《水经注》有言：“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议治渠，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王景视察地势，凿山开涧，在形胜处修筑堤防，把淤塞处疏浚通畅，十里设一水门，使河水可交互回流，不再有渗漏的祸患。王景主持而形成的新河道从利津入海，此次改道可视为黄河下游的第二次重要改道。

面对黄河的肆虐，古代华夏先民从未停止抗争的脚步，由先秦至两汉治理黄河之策，亦是人民智慧与苦难教训并存。先秦始筑堤防，开启人力治黄先河；至两汉，堤防体系日臻完善，遥堤、缕堤错落有致，护百年黄河太平。

回顾秦汉先民苦黄河决口与治理这一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先秦梦蝶庄子曾写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启示般的先语：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饨，倏忽凿混沌，致混沌七窍流血而死，是肆意改造自然之表现，但同样有着完全超脱自然之含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改造使用自然。以史为鉴，明今日，方能更好的与黄河兴亡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