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祸源，竟出自苏轼的一首词

宋神宗元丰二年7月28日（公元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突然被一群士卒押往大牢。

直到当年12月份，宋神宗亲自颁布圣谕，免除苏轼湖州知州一职，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场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才偃旗息鼓。

然而，大家或许有所不知。差点让苏轼惨遭正法的乌台诗案，祸端竟出自他的一首诗词。那苏轼的这首作品，到底因为何故触犯圣怒呢？

说起这件事，先和大家简单聊聊北宋时期由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并全力支持他实施变法。

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北宋朝堂已迎来巨变。简单来说，熙宁变法主要是将北宋此前较为冗余的职能机构，精简为由两府三省主导的军政体系。

而且，王安石还对北宋现有的科举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实行了“太学三舍法”制度。也就是说，从熙宁变法后，北宋学子们想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难度大大增加。王安石此举，无疑触怒了北宋其他贵族的利益。

到了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由曹太皇太后主动提议，让宋神宗罢免王安石的所有职务。直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2月，王安石所倡导的这场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

甚至后世不少人，将王安石这场变法，比作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熙宁变法利弊与否，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元丰二年7月份，正在湖州担任知州的苏轼可是被吓了一跳。当年四月，苏轼才由徐州调任湖州。

按照当时苏轼想法，他已经对朝堂政事全无兴趣，将所有精力全部寄情于山水之中，做个闲云野鹤。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被这场闹剧给吓破了胆。

按照史书文献记载，苏轼被押入大牢后:“顷刻之间，拉一太守首如，如驱犬鸡。”俗语说得好，国有国法，行有行规。乃朝廷命官的苏轼，为何会突然被押往大牢呢？

按照朝廷给的罪状——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其作品里多含沙射影，讥讽圣上。直到当年12月，苏轼才得以恢复自由身。至此之后，也因为乌台诗案，导致苏轼晚年时期的作品风格，相较于此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可归根结底，到底因为什么才会引发乌台诗案呢？其实早在1073年，时任检正中书的沈括，从苏轼的一首《咏桧》（《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找到这样两句诗词“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沈括刚看到这首诗词时，就敏锐地察觉到，这是苏轼玩弄的文字游戏。按照沈括的论调，九泉不就是黄泉，蛰龙就是宋神宗。

大家想想，宋神宗到九泉之下能找什么？不还是找死么！所以苏轼写的这首诗词，明里暗里都在嘲讽宋神宗无能，他更巴不得宋神宗赶紧到九泉之下。

1073年，沈括便举报苏轼诽谤朝政。由于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大力推进变法，无暇顾及其他，苏轼因此逃过一劫。

直到公元1079年，北宋御史台李定、以及其他当朝大员联名弹劾苏轼，其导火索就是这两首诗词。

宋神宗此时才意识到，如果不把苏轼逮捕入狱，给大家一个交代，或许就会引发朝堂巨变。就这样，由大科学家沈括为主导，其他御史台官员为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乌台诗案。

到最后，苏轼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责罚，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之后，也是收敛了个性，没有再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诗词。如此说来，乌台诗案既源自苏轼的这首《咏桧》。

可是笔者却觉得，这场事件应该是北宋当时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一次争锋较量。大家想想，王安石包括沈括、李定，皆为竭力维护变法的臣子。苏轼、司马光、章惇其实并不大提倡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变法派的大臣，可以借由乌台诗案攻击以司马光、章惇、苏轼为首的保守派。即使无法让他们全军覆没，也能搂草打兔子，给予他们一定震慑。

而苏轼背靠大树好乘凉，毕竟，苏轼在文坛享有一定地位，又是名正言顺的朝廷重臣。写的这些诗词，虽有些含沙射影的意思，但其罪过也是可大可小。

在司马光、章惇还有曹太皇太后的求情之下，苏轼才免去一死。乌台诗案其他细节也有值得说道。不过，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自是不可能和大家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