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轼冤枉吗？看王苏二人的关系则知宋神宗的态度

乌台诗案，从表面看，由公文查到了诗的问题，属于文字狱，但从深层次看却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么，当事人苏轼究竟有没有被冤枉？既要看苏轼与王安石实质上的关系，还要看宋神宗到底怎么看待此事。

宋神宗喜欢苏轼，主要因为苏轼有才，与政治无关。而皇帝是玩政治的，在宋神宗眼中自然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个搞文化的，一旦与政治挂上勾，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活出新高度，要么“死得其所”，苏轼属于后者。

那么，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好好搞他的文化事业，掺和到政治中去，这是几个意思呢？在古代，但凡一个文人，都有着广阔的胸怀，不管享誉文坛，还是征战沙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说，苏轼在今人眼中，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那时，人家也是朝廷命官，肩上有着国家使命，怎可偷生度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苏轼做人的原则，值得褒奖。但苏轼卷入乌台诗案的关键在于，他动了宋神宗的奶酪。

宋神宗为何要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首先，可以肯定，他想要改变大宋的命运。北宋由于缺少燕云十六州，可谓先天不足，又缺乏长久规划，导致了后天失调。北宋中叶便出现了财政和国防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现象。

其次，王安石也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在北宋的地盘上下“变法”这么一大盘棋，足以见证他伟大的政治抱负。

就这样，君臣在国家变革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君权的保证下，踏上了变法之路。

那么，王安石变法怎么就和乌台诗案扯上关系了呢？因为苏轼不看好变法，因而受到了王安石一派好事者们的故意找茬。

苏轼以文学出名，除了在西湖兴修水利，为后人留下了“苏堤”，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态度，对于变法，苏轼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宋史·列传第九十七》有载，“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可见，苏轼反对变法的态度鲜明。而王安石对苏轼也不客气，“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意思是苏轼反对新法，也不准确。

这一记载说明，苏王二人互相看不惯。那么，苏轼究竟是因为反对变法而反对王安石，还是因为反对王安石而反对变法呢？这个还真有必要掰扯一下。

苏轼看不上王安石是有家传渊源的，在《宋史·列传第八十六》中有载：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意思是说，王安石还没显贵时，其人比较邋遢，衣服脏，脸也不洗，但居然被世人称道。苏洵则看不惯王安石的这个样子，他说“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意思是说，王安石不通人情，是少见的邪恶之人。

苏洵是苏轼的父亲，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无疑会影响到王安石在苏轼心中的形象。所以说，苏轼对王安石存有先天偏见，这是极有可能的，进而反对由他主导的变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王安石变法激起了新旧派的争斗也是事实，那么苏轼到底是属于哪一派？这个却很模糊。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司马光接盘，按说司马光与苏轼算是老相识，苏轼依旧上书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被司马光“寻除翰林学士”。这么说来，莫非苏轼是个“杠精”？

苏轼剧照

尽管苏王二人关系不好，苏轼落难也的确是新法派人物找的茬，但王安石本人还是格局比较大，他亲自出手营救苏轼就是最好的明证。

一个人太优秀，太受领导器重，往往会引来众人的嫉妒。苏轼文才太高，大受神宗赏识，不乏嫉妒之人，一旦有机会可趁，嫉妒者便蠢蠢欲动。吕惠卿、李定，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史上的大科学家沈括，也都是此案的告密者。

苏轼被贬湖州后，上《湖州谢上表》以谢龙恩，本来只是一篇公文，也只是例行公事，但苏轼在表中宣泄了一些个人的小情绪，可能在皇帝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把一个京官贬到地方，发点牢骚也正常。

但在好事者眼中，可做的小动作就多了。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时只是一个偶然。他在上表中说“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

这些牢骚如果出自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之口，一般不会有人追究。但此语出自当时的大文豪苏轼之口，问题大不大是一方面，关键是被好事者能放大好多倍。

就像现在的名人，随意一个不雅的动作，只要上了热搜，那道歉是必须的，搞不好就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苏轼在当时就有着这样的烦恼，写个啥，都能上热搜，都要接受公众的评审。

在当时有个中央监察机构叫御史台，也称乌台，主要职责有两个：其一，弹劾百官，其二，推鞠刑狱。说起别名乌台，其中充满了文人对它的戏虐。御史是专门挑官员们毛病的，于是文人们都认为御史们都长了一张乌鸦嘴，御史台也就叫成了“乌台”。

对于苏轼的这份上表，御史们认为有问题，但问题还不至于要下大狱，这事儿解决起来，也是可大可小。

既然这事儿可大可小，那好事者们必定往大了做，于是顺藤摸瓜，在苏轼的其它诗文中找到了所谓讥刺皇帝的证据，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说这是讽刺皇帝。再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说这是大逆不道，皇帝哪能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呢？

在古代有一个人的坏话是千万不能说的，就是皇帝。于是苏轼就因为几篇诗文被下了大狱，因“诗”成案，故曰“乌台诗案”。

苏轼说皇帝坏话，这是罪大恶极，看上去似乎非死不可。但这起案子在宋神宗眼中，他在意的倒不是苏轼的几篇诗文，而是苏轼反对变法，由此激起了宋神宗的愤怒。

这天下到底谁说了算，你们一群人来反对，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宋神宗生气的地点在这里，于是抓一个大名人来杀鸡儆猴，也未尝不可。

那么宋神宗到底有没有要杀苏轼的意思呢？从苏轼被释放的结果来看，神宗并非真要杀他，有两个原因：

其一，宋太祖曾有誓约，说除叛逆谋反之罪外，一概不杀大臣，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很少死于非命。

其二，宋神宗太欣赏苏轼的才华了，而且朝堂之上保他的人也有一大批，比如，王安石尽管与他不对付，听说苏轼有难，尽管当时自己也因受到打击，被迫辞官回到了江宁老家，但他还是上书给神宗，为苏轼做了辩解，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胸怀之大，令人敬佩。

所以，苏轼在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后，他还是出狱了。但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首先，苏轼因诗入狱后，其妻怕事，将苏轼不少手稿都给烧了，这对文坛来说，可是一大损失。

其次，苏轼以戴罪之身被流放到黄州后，他的心态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也有《赤壁怀古》这样的豪放之词，但在经历了政治打击和仕途挫折之后，在他的词中，也多有凄清苍凉之感。如“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第三，乌台诗案牵连了不少苏轼的亲友，多达39人，其中三人都受到了重处。如驸马王冼，被削除了一切官爵；再有王巩，被发配西北；还有苏辙，也遭受了降职处分。对于亲友因自己而获罪，苏轼内心自责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过与宋神宗、王安石相比，苏轼已经算是幸运了。王安石胸有大志，但难于实现，最后郁然病逝。宋神宗作为一代帝王，却无法左右朝堂，空有一身抱负，到死也无法实现，年仅38岁忧郁而死。而苏轼获罪，因其知名度摆在那里，还有大把人营救他，而宋神宗、王安石想做一件正经事，却无人支持，这种帝王之悲、君臣之悲，又有谁人能懂。

回看曾同朝共事的三个人，苏轼、王安石和宋神宗，到底谁是赢家？答案令人意外，那就是他们都输给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