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官，他们政见不合却又惺惺相惜

苏轼与王安石互相看不顺眼，这事几乎众所周知。

但要说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苏轼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反对变法，也是因此被卷入了“乌台诗案”遭贬官。

可除了王安石变法这一回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还有数不清的“恩怨情仇”，他们家族积怨已久，却仍能欣赏对方的才华；纵然政见不合，在苏轼遇难时王安石仍竭力营救。

当知晓来龙去脉，更让人感慨：原来政见不合，又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争，才更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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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就要提到上一辈——苏轼父亲苏洵，与王安石的恩怨。

据史料记载，早在嘉佑年间，苏洵和王安石两个人就互相看不顺眼，苏洵的文章出了名，就连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都无比赏识，不吝夸赞，可王安石却对苏洵的文章置若罔闻，不作任何评价。

如果只有这样一件事可能是巧合，但无独有偶，后来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许多大臣纷纷前去吊唁，按常理来说，苏洵也应该去吊唁以表同僚情谊的。可唯独苏洵不去，仿佛他们二人素不相识，又仿佛陷入“冷战”一般。

纵然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微妙”，却没有什么明面上的大冲突，真正的冲突，还是在后面的王安石变法上。

苏轼和苏辙二人参加科举，宋仁宗看了他俩写的文章，大为赞赏，给了他们极高的评价：“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可见，苏轼兄弟二人确实有难得的才华，而王安石作为当时的宰相，也对人才惺惺相惜。

纵然王安石与苏洵可能有过嫌隙，但他并没有因此对苏轼苏辙有偏见，反而非常重视，在主持变法的过程中打算将苏辙纳入自己变法的决策“管理层”，无奈苏辙和哥哥一样，都反对变法。

与此同时，年轻的宋神宗对苏轼这个人才也很重视，当苏轼表达对变法的反对意见时，宋神宗也愿意听，还亲自单独召见了苏轼，跟他一同探讨变法的利弊。可绕是苏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没能说服宋神宗放弃变法，但这次单独召见的交流中，苏轼也有了一个“收获”——得到了宋神宗的重视。哪怕多年后回头来看，这个“收获”对苏轼而言不一定是个好事，还可能是祸端的开始。

得到宋神宗重视的苏轼，被任命修中书条例，而这却遭到了宰相王安石的坚决反对。王安石深知，苏轼的立场是守旧而反对变法的，若是由他来担此重任，百分百会给变法制造重重阻碍。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同一年，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官，负责出策题，而苏轼所出的策题是“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主题相关的，这件事直接让王安石生气了，而且之后也直接撕破脸。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宋史》是这样记载的：“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

苏轼所出的这策题，真是一点都不给王安石面子。王安石前脚刚夸完宋神宗的“独断专任”，他下一步就以史为鉴，来借机讽刺独断专任、自取灭亡。这一对比，不就显出苏轼搞文绉绉这一套与王安石对立的意图了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一忍再忍，然而终有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就不愿意再忍。03

这个临界点，就是宋神宗重视苏轼，想让他主持修《起居注》，这无疑也是个“大活儿”。

可王安石一听就炸了，他坚决反对。之前那几回，王安石保持着“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风度和气量，没有和苏轼撕破脸，这回他顾不上这么多了，直接表示苏轼非“可奖之人”。

听到王安石反对的声音，宋神宗很惊讶，他确实十分重视苏轼这个人才，有意重点培养，可王安石又是一句话有千钧之力的国家栋梁，一时间，宋神宗陷入了两难，犹豫过后，他还针对是否重用苏轼这事，与王安石进行了一番讨论。

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的宋神宗，内心的天平如今也倾向于苏轼那边了，王安石愤怒又着急，一句指控没过脑子就直接说出了口：“苏轼实乃邪险之人！”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可出自王安石的口，这话分量就不一样了。面对宋神宗的一脸问号，王安石还拿出苏轼的一桩“腐败案”论证——

苏轼在父亲苏洵去世时，许多朝中大臣前来吊唁，送了许多金银钱财，苏轼一概不收，可背地里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走私，牟取暴利。

当然我们以后世的视角，明白苏轼一生为官清廉，绝不可能做这种腐败事，事实证明苏轼也是冤枉的，王安石举报的这桩“腐败案”，完全是以讹传讹、给苏轼泼脏水的。之后，王安石下令调查这件事，才发现自己冤枉了苏轼。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做错事，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大概是下意识给自己找补，而王安石在皇帝面前控诉苏轼的“腐败”，其实是一场冤案，以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和权势，他完全可以弄假成真，借此机会除掉苏轼这个眼中钉。但是，王安石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最后弄清楚真相，证明了苏轼的清白。04

除了这事之外，之后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卷入“乌台诗案”，他的诗词被有心人收集起来构陷，苏轼被抓起来经受百般折磨，差点性命不保时，王安石却站出来向宋神宗求情，痛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苏轼总是反对声喊得最响的那个，按理说也是王安石最头疼和痛恨的那个。作为主持变法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应当是残酷又清醒的，将变法路上的阻碍都清除掉，变法才有可能成功。

在对苏轼的态度上，笔者看到王安石并不仅仅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是个有品性、有风骨的人。

纵然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合，彼此看不顺眼，可王安石从未“公报私仇”，仍旧珍视他的才华，明白苏轼确有才能。事实证明，王安石没有看错——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每到一处，他总能用自己的力量造福百姓，促进当地发展，也总能深得民心。

王安石和苏轼虽然彼此互不买账，可仍不耽误，他们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