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王安石所出一联千古绝对“刁难”苏东坡背后的故事

古人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丰富多彩，各路风流雅士、文人骚客以诗词歌赋、对联绝句会友。

从春秋盛行的“投壶赋诗”，到魏晋时流行的“曲水流觞”，再到唐时的“飞花令”和宋人青睐的“唱酬”，无一不体现着古人的好雅、好诗、好玩、好斗。

前有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盛会”，王羲之谢安等人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后有王安石所出一联千古绝对“刁难”苏东坡。而今日，咱们就来叙叙这千古绝对背后的故事。

聊起王安石，人们最熟知他的身份便是著名的文学家，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那一缕梅香，亦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那束烟火。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层身份，便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主导的王安石变法，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社会性的政治变革运动。

宋朝时国情政治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三冗两积”。一官多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导致“冗官”；“养兵”之策，兵士多而不精，致使“冗兵”；“二冗”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耽于享乐致“冗费”，这使北宋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少时好游历，见识到过底层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自此便立下了“矫世变俗”的志愿，自二十二岁中进士，王安石任地方官员，在职期间兴修水利、创建书院，以改善百姓之苦为己任，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王安石深受其器重，熙宁元年，宋神宗为摆脱大宋内忧外患的困境，召王安石商讨国策，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提出变法改革。

次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提拔新政官员，颁布新法，熙宁三年，王安石又一次升任，此时的王安石已位同宰相，开始引领上下施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新法对应旧制，革新党与保守党的冲突不可免去，王安石因为变法运动和朝内众多官员结下了“梁子”，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苏之争”。

苏轼的老爹苏洵当时代表的是旧党派，不仅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十分不和，私下里也与王安石有着数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洵当时以文，名动京城，各路政客文人纷纷评品赏析，唯有王安石不置一词，在王安石母亲逝世后，苏洵更是写下《辩奸论》用以攻击王安石。

因为受父亲弟弟及好友的影响，苏轼注定要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二年，苏轼上表宋神宗，奏中陈表贡举法不能轻易修改，宋神宗看过之后深觉言之有物，想要让苏轼参与修改中书条例。

这对于王安石而言，便相当于“我的上司看上了新人，且这新人是敌方派来的奸细，与我意见不合！”，对此王安石十分不满并加以阻拦，而是向皇帝推举了己方代表吕惠卿。

正所谓有来有往，王安石和苏轼可谓是“互相伤害”。此事一出苏轼也是立马接招，在任国子监举人考官之后，以君主独断，国家兴亡为考题内涵神宗与王安石。

此后数年，王安石和苏东坡那叫一个龙虎相争，但他们的斗，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合，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从未用什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构陷政敌。

之后变法失败，王安石遭皇帝厌弃，再加上他痛丧爱子，心灰意冷之下退居江宁，偏居一隅。

而苏轼我们也知道，不是在被罢官，就是在被罢官的路上，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的后期，变法已然由神宗本人主持，而苏轼在左迁途中，见识过太多由激进变法带来的社会弊病，便用尖锐的笔锋以诗讽之，继而引发之后的“乌台诗案”，苏轼命悬一线。

大概是英雄惜英雄，在苏东坡身陷囹圄，举下四顾皆茫然之时，此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上表为苏轼请奏，为其伸冤，直言“圣朝不宜诛名士”。

后苏轼脱罪，前去拜访王安石，此去经年，二人在官场上几经起伏，往事已然如同过眼烟云，二人便把酒言欢。

在苏轼将要离开去黄州赴任之时，王安石玩心大起，想要最后“刁难”苏轼一把，便出具上联：“七里山塘，行到半塘是三里半。”此联之精妙在于“一半一半”，半塘乃山塘一半，三里半乃七里一半，且前“一半”都乃地名，后“一半”距离精准。

这可难住了苏大才子，当即便未能对出，而且在此后的日子里，苏轼也一直未能想出下联。宋朝之后，更是有无数文人骚客尝试对出下联但都无果，可见王安石所出上联之精妙绝伦。

王安石此联是否有其深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无可辩驳的是，王安石和苏轼虽然是政见上的对立方，但其出发点都是一样，都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

王安石新政变法是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变法改革的手段过于激进，苏轼以诗暗讽是因为看到了变法产生的诸多弊病。

两大才子也算是亦敌亦友，并且在官场上的“你来我往”后产生了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不管是王安石因变法失败遭厌弃还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二人都会为对方申表沉冤。

总的来说，两人也都曾是官场上的“得意人”，但同时也是朝堂中的“失意人”，两人都曾因壮志未酬而苦闷过，但也都在人生过境千帆后逐渐释怀。

不管是王安石“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还是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都道尽了二人看淡往事，寄情自然的豁达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