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也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感激和尊敬

欧阳修先是举荐王安石为谏官，又考虑到他需要俸禄养家糊口而将其封为了群牧判官，颇有提携之恩。可惜的是，王安石主张进行较为激进的变法，这和欧阳修的观点背道而驰，即使如此，此后二人的关系仍然比较友善。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受过欧阳修提拔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主张全盘反对，以至于三次写信给他列举新法的弊端。不过，对此王安石也用书信的方式进行了反驳，甚至还对司马光代表的守旧派加以批判。另外，苏轼也并不完全认同王安石的变法，还因此遭到贬谪。可见，如果说王安石和其他三人的关系不太好，那恐怕就只是因为政见这一个因素。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主考官，并录取了当时初到京城的苏轼。在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那便是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答卷是上文提到的曾巩所作，于是为了避嫌故意只给了第二名。总之，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曾经蒙受欧阳修的提携，可见四人中最年长的欧阳修确实颇有长者风范。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守旧派领袖司马光被起用为相，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初，苏轼曾经因为不认同王安石的许多政治观点而遭到其打压，被贬到黄州等地。司马光掌权后，很快便将苏轼调回京城，且让其一路升官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不过，苏轼尽管不支持激进的变法，但也不认可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甚至主动批判守旧派中存在的贪腐问题。因此，苏轼在被变法派排挤之后，又惨遭守旧派打压，彻底失去了在朝中的立足之地。不得不说，尽管苏轼失去了守旧派的扶持，但却贯彻了自己的信念，做到了彻彻底底的“对事不对人”，这是值得称赞的。

总的来说，欧阳修他唯才是举，提拔了与自己政见相似的司马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王安石，以及处于两种思想之间的苏轼，也因此得到了其余三人的尊敬。司马光与王安石因为一个主张节流，一个主张开源而走向了决裂。不过，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主动提出“宜优加厚礼”，且评价王安石道：“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可见二人并非不死不休。

司马光和王安石原本都对苏轼颇为欣赏，但苏轼坚持内心的想法，结果得罪了两方，换来了自己屡遭贬谪。作为四人中的晚辈，苏轼曾称赞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评价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也曾代表哲宗起草诰命表示王安石“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其实，这四人作为当时才华顶尖的人物，大体上还是相互敬佩的，只不过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