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朝的文人心态与文风嬗变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布衣出身，建立大明政权，洪武是朱元璋在位期间的年号，前后共历时三十一年，所开创的洪武之治是明朝的首个盛世。

朱元璋从“放牛草根”到“一统全国的上位者”，这一路走来注定艰辛。登上皇位后，他大力整顿士风文风，力图重建汉唐盛世文治局面。

但却只得一时光华，盛世转瞬即逝，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忠贞文臣和盛世文风终究无法与汉唐相比，究其缘由还要看洪武时期的文人心态与文风嬗变。

一、洪武初期：感恩期待的文人心态与尊台阁贬山林的文风

朝代的更迭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元末明初也不例外，元朝末年，成吉思汗这位英勇的蒙古之王一手打下的江山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天下大乱，百姓民不聊生，汉族文人多入仕无门，纷纷归隐山林，以旁观的视角看着人间苦难，作着纵情山野的诗作，过着潇洒自在地生活。

一直到战乱平息，一介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以雷霆手段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大明王朝。

国家初建，统治者需要大量的贤才能人来助力巩固朝政，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国征召贤良。

文人们开始做出抉择，渐渐地走出舒适圈，开始了或长或短的仕宦生活，而随着生存境遇和创作环境的变化，文人心态与其创作文风也在适时改变。

1、感恩之情下的颂圣文风

洪武初期，在朱元璋有意招揽有志之士的情况下，朝廷清明宽松，对文人的士风文风都采取了笼络、教导、引领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笼络文人，朱元璋沿袭了汉代征辟遗风，在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的同时，积极引导文人入朝为官，为新朝做出贡献，给足了文人足够的自由与良好的创作环境。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利用自身诗文特长，积极与文人吟诗作对、命题唱和、赏诗赐文，向世人展现出了一个仁主明君、君臣同乐的朝堂文化，吸引着文人志士入主新朝。

朱元璋曾对宋濂说过：“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

这位完全掌握君王心术的统治者不断打消文人踌躇之虑，扭转隐士文风，积极扶植有利于开国治世的雅正文风，引导文人憧憬汉唐文风，给足了文人对未来大明王朝的期待与向往。

当然，君王一人唱独角戏总是无法全然带动颂圣文风的兴起，势必还需要朝臣的应和。

跟随朱元璋开创明朝的开国功臣、不断涌现的科考新贵和新仕文人积极的响应也带动洪武初期的颂圣文风。

在经历战乱，面对华夏统一的新朝，初入朝堂的文人志士深受皇恩，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感激涕零，加之君臣唱和、友谊深厚。

为报知遇之恩，他们积极地投身到了为王朝建功立业的期待之中，宋濂便是代表。

作为朱元璋一手提拔上来的重臣，宋濂积极响应皇上的号召，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视润饰鸿业、黼黻皇猷为馆阁文臣应尽之责。

他主动肩负馆阁文臣倡文治、美盛德、颂太平的使命，撰写《谕中原檄》《平江汉颂》《代祀高丽山川记》《常遇春神道碑铭》等，宣扬大明君臣开国武功的馆阁之文。

甚至在私人化创作中也不忘礼赞君王，粉饰太平，声宏气壮的台阁颂圣文就这样被推向鸣盛。

2、仕途多舛下的文风之变

好景不长，猜忌和疑心是所有统治者的通病，随着朱元璋用人政策的转变，文人开始转变洪武初期的颂圣文风。

朱元璋想要文人为自己所用，却又希望文人能够在规范体制内规规矩矩地为朝廷服务，可想而知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将文人纳入既定的规范秩序之中，而要守规矩，其前提就是摧折其个性与限制其野性。

闲散自由惯了的文人群体不能适应这种拘束的自由，于是在这样矛盾的情感之下，他们虽坚守颂世文风，创作公务写作，但却开始怀念隐世自由。

因此其私人创作难免带上了迷茫与彷徨，感伤之情不断涌现，所作诗文开始抒发自身的惶恐与矛盾。

最初转变的当属刘基，他入仕不久便开始遭到排挤与猜忌。洪武三年，他由御史中丞调任弘文馆学士，已有抑郁之心。

四年，致仕回乡图自保，却难释心中忧惧，六年四月，再遭诬陷，被罚停俸；七月，抱病上朝谢罪。

此时深陷危机、朝堂上失意的刘基已经再难写出颂圣文风，其诗风随着经历的变化从雄壮激昂到浓郁哀婉，他于洪武八年最后一次回京时所作“从臣才俊俱扬马，白首无能愧老身”，满满辛酸苦楚，再无豪情锐气。

不只是刘基，宋濂、高启、杨基这一类早年经历入仕之喜后，又感受仕途凶险，深切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的危机，都已不再热忱，开始企盼山林，希望重寻心中安逸。

于是，文人文风形成了馆阁颂圣与幽怨山林并行不悖的局面。

二、洪武中期：顺从逢迎的文人心态与颂世感伤并存的文风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的笼络政策起到了鲜明的作用，但随着用人态度的转变，朱元璋开始奉行“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采用恩威并施的双重手段驱使奴役官员。

部分文人因不受拘束的个性与拒不合作的态度，导致朝廷用人严重缺失，朱元璋觉得有失自身盛世明主的尊严，于是对那些不听皇命的文人痛下杀手，同时《大明律》颁布，恢复了大辟、凌迟、枭首、刺字、阉割等严酷的刑罚。

至此，明初文学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不同阵容的文人待遇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1、台阁文人的颂世文风

随着朱元璋刻薄残暴的本性暴露，文人逐渐意识到了“一入侯门深似海”的道理，一旦入朝为官，生死皆由不得己，归隐成了奢望，辞官更是空想。

于是部分心态较好的官员懂得调适自己，学会了顺应朝廷，趋利逢迎，他们不再纠结于隐世之念，开始努力为己谋利，克己奉公。

很快这一部分人便适应了恩威并施的险恶朝堂，成功地进入到了权力中心，成了明初的一批朝阁重臣。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感念皇恩，开始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王朝，盛赞君主，推动着明初台阁文学的创作。

宋濂作为洪武中期台阁文人的领袖，在经历了两次被贬后，清楚地认识到了君主的无情与专制，他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地行于朝中，在获得皇帝信任后，不断升官，封妻荫子，泽被祖先。

因感念君主的重用与提拔，宋濂对此报以满怀的感激之情，不仅积极响应朝廷所倡雅正文风，更是发自肺腑地将“颂圣”诗文扩大到了“颂世”之风，增加了对洪武之治的社会民俗、文化建设、国家治理等各方面的赞颂。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像宋濂这样的一类台阁文人不断地自我调试、自我感化，最终形成了短暂的君臣契合、真诚颂世的盛世局面。

2、外放新仕的感伤文风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人朝臣都能随遇而安，更多的文人被外放，成了朝中可有可无的一枚棋子。

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做着繁重杂乱的管理工作，收入低下且不说，还要经受朝廷重典治吏、动辄获罪的政事考验，生活十分艰苦。

本是抱着踌躇满志的心态入朝为官，却得到的是如履薄冰的仕宦生涯，壮志难酬的苦闷与前途迷茫的感伤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些外放文人所作诗文具是抒发内心苦闷得低沉哀婉之作。

以杨基为例，洪武七年，杨基出任山西按察副使，因公务缠身又不断遭受排挤，满怀压抑无处宣泄。

加之目睹好友高启被杀，使他深切体会到君王残暴和仕途凶险，再无初入京时的意气风发和颂世感恩心态。

在山西任上后，他创作大量思乡怀远、感慨人生飘零的诗词：“山悠悠，水悠悠，水远山长处处愁，那堪独倚楼。忆归休，怎归休，细雨微风冷似秋，绿阴啼栗留。”最终客死异乡成为其最终归宿。

三、洪武末期：自保避祸的文人心态与僵化简直的文风

洪武末期，由元入明的文人数量锐减，严苛的朝堂环境让幸存的文人举步艰难。

洪武十七年，明朝首科状元吴伯宗被贬致死，让文人看不到出路；代表明朝文人灾难巅峰的“表笺之祸”更是让大批文人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以及《大诰三编》的颁布使得一批拒召文人惨遭严惩……

诸多的祸事让文人的生态急剧恶化，文人的生命安全、精神状态和文学创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文学队伍青黄不接，朝廷无力培养新人，作家队伍凋零，纯文学创作几乎不可再见。

在表笺之祸和党祸纷争的残酷环境之下，洪武末期的幸存文人纷纷自保避祸，他们害怕获罪受刑，不敢再随意作文，挥洒性情。

为避灾免祸，他们恪守朝廷颁布的公文表笺规范，文风朝着教化之用、简质平直的方向发展，再也无法创作早期豪壮博大的台阁文。

加之，程朱理学的兴起，重儒轻文的功利思想盛行，儒生只知读经书，不在意诗词歌赋。

而馆阁文人更是埋头注经书，思想被桎梏，噤若寒蝉，情致凝滞，只将文辞视为末艺，再也没有审美与创作的激情，使得文坛一片萧瑟。

小结

整个洪武时期，文学发展受到政权干预严重，洪武初期，初入朝堂的文人感于皇恩而兴作颂圣之作，却因刚猛治国的环境而退却转变文风。

洪武初期，恩威并重的统治者让台阁文学发展至鼎盛，却也没能阻止外放文人感伤归隐之心，使得颂世感伤之作并存。

到了洪武末期，祸事不断地朝堂让文人没有了立足之地，高强的政权环境让文学创作跌入谷底。

朱元璋对汉唐盛世文治的追求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要等到新的一个朝代轮换，文学创作才能出现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