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朝如何保证科举的公平性？

中国有一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文人读书不光是为了学习知识，受人敬仰，更加是为了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出生平民人家的读书人走上仕途的渠道就只有一条，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在这样一场国家举办的选拔考试中夺得好名次。但是自古以来，南北就有差异，文人也有差异，这是因为北方多战乱，不如物产丰富的南方富饶，北方文人平均文化水平低于南方文人。

在明朝也是如此，科举考试取南方文人的数目要远远大于北方文人，因此激起民愤，明朝朝廷不得不做出南北榜这种区域公平的制度改良，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调和会试取士区域矛盾。

朱元璋上位之后由于人才缺失对科举考试极其重视，受到考试科目的影响，南北取士出现矛盾现象，促进了南北榜的出现

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是乡试，是省级范围的考试，一般是由各布政使司以及南北直隶机关举办。读书人一旦通过乡试，就能够获得举人的称号，并且能够前往京都参加高一级的会试，会试一般由礼部举办。

中选会试的学子，可以参加最高一级的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选中者即为进士。而在明朝殿试已经不是淘汰性质的考试，只是经由皇帝之手重新为考生排名次而已。

进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因为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读书人，无论是哪个社会阶级都不会太过小觑他们。同时进士们大多政治前景良好，在明朝只有进士出身才能进翰林院，而内阁大臣又只能是在翰林院中选拔，因此他们的前途光明。

在朝廷之上，结党营私虽然是个政治罪名，但是私底下朝臣们肯定是抱团共同对抗敌对势力的，因此很多同一籍贯的朝臣就会结成地方权集团，对于他们而言吸纳更多同乡及第是壮大他们政治力量的一件大事。因此取士不仅仅关系着文人们的利益，同时也是政治力量的角逐。

朱元璋即位之后，虽然他自己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他知道治理国家不是武将能够做到的事情，因此极其重视科举考试。

甚至于在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直接录用通过乡试的七十二名举人，这些人并没有参加会试以及殿试，这突出表现了朱元璋对于文人治理的重视，但是侧面也表现了建立初期明朝缺乏人才的现象。之后朱元璋还曾经大范围地征召儒生参与国家治理。

但是这种行为并不能为国家带来大批的人才，因为选举的过程太过粗略，不能有效甄别庸才和人才，因此反而是选出了一批良莠不齐的官员。

很快朱元璋也发现了科举考试只能够选出文采卓越的文人，大多只能空论经书，不能学以致用。朱元璋因为出生苦寒，并不欣赏文藻华丽的锦绣文章，对科举考试大失所望。

《明太祖实录》“朕设科举以求贤，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以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行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暂停科举，重新沿用之前的察举制度，但是察举制度很容易任人唯亲，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因此他只好恢复科举考试。

之后明朝一直沿用科举考试，但是因为科举考察程文，这是文辞擅长的南方文人的专场，因此在洪武年间，取士中竟然有高达七成以上的进士来自于南方，这很自然就激发了北方文人的不满情绪。

但是问题的导火索是洪武三十年的科举事件，那一年科举考试录用了五十二名进士，但是全为南方考生，这在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因此北方考生愤懑不已，纷纷上疏状告考官徇私，朱元璋勃然大怒，让其他官员重新评判北方考生试卷，但是在评判之后交至朱元璋面前的考卷却是文理不佳的劣作。

之后又有人告发称评判官员故意选择文理不佳的考卷呈上，国家考试系统信誉再次下降，人民怨声载道，因此朱元璋并没有细细审查这一事件的真实经过，而是否定了之前南方学子的成绩，重新在北方学子中选出六十一人，以此来平息民怨。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一科两榜事件，这两榜被称之为南北榜。

虽南方录取人数较多，但出现无法学以致用的现象，为了调和南北取士矛盾，明廷制定了南北分卷制度，缩小了举人的竞争范围，使得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为精良

虽然在朱元璋在位期间，出现了南北榜事件，但是这时的南北榜只是明廷为了调和南北取士矛盾的权宜之计，区域公平取士的决策还没有制度化。

因此从建文帝在位期间到永乐二十二年，一共经历了九榜进士科，南方省籍贯的进士仍然占据了八成以上的进士名额，由此可见南北取士矛盾仍然很尖锐。

虽然南人取士的人数众多，但是中选的士子并非都是拥有才敢之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死记硬背的文人而已，他们完全不会学以致用，一旦处理事务之时，自身的缺陷就展露无疑，处事慌乱无措反而会危害人民。因此也有大臣频频上报，禀明任用这些人的弊端。

明朝大学士杨士奇率先提出南北分卷的措施，他认为南方人虽然文采斐然，却处事轻浮，不如北方人稳重得当。因此在《国朝典汇》中有记载杨士奇向明仁宗建议采用南北分卷：

“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明仁宗还没来得及实施就驾鹤西去，直到明宣宗即位之后才用诏令的形式将南北分卷的制度固定下来。等到明代宗年间，明廷将一科分为三卷，即为南、北、中三卷。

这一划分缩小了举人的竞争范围，对于南方士子来说竞争压力更大，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为精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众多南方进士只擅背诵的不良局面；对于北方士子来说竞争范围大大缩小，入仕机会更大，局面更加有利。

那究竟为何明廷会如此重视北方士子呢？虽然是为了科举考试的区域公平，表面上是为了不偏不倚，但事实上明廷是出于政治考虑才会不断地增加北方士子的录用比例。

因为北方地区蒙古依旧虎视眈眈，同时还留存着大批的残元势力，如果让北方士子在科举上一再失望，难保这些读书人在愤懑之下不会被这些势力所利用，从而引发大面积的北方动乱，因此南北分卷是一种怀柔政策，同时也为在北方推行儒家教育，以此来推广忠君思想。

由于取士数额并没有确定，导致不同年间录取人数差距较大，为了进一步解决南北取士的矛盾决定采用定额取士的办法，南北分卷制度走向成熟

虽然在之后，南北分卷逐渐成型，但是每一年的取士数额并没有确定，因此北方士子的利益也不能完全固定。比如在洪武二年，只不过录用了三十余人，而在永乐二年则录用了四百七十余人，两者悬殊过大。

因此在宋宪宗在位期间，他颁布了法令，在《钦定续文献通考》中有记载：

“率取三百名，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者。”

自此科举考试取士名额固定在三百名上下浮动，但是绝不超过四百名。南北分卷已经初步实现了南北机会均等，而定额取士是进一步将这一制度细致化，自此宋朝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划定了取士范围，同样制定了对于取士数额的规定，有利于南北分卷制度走向成熟。

在明朝后期由于宦官当道或者是权臣把握朝政，在南北分卷制度中，曾经出现掌权者徇私舞弊改变南北区域取士配额的事件。

比如宦官刘瑾当政，底下的考官为了迎合他，将中卷的取士数额并于南北卷中。但是随着刘瑾独权的失败，南北分卷又自此恢复正常。

同时在《明世宗实录》中还记载了士子为缩小竞争改变籍贯而受到严厉惩罚的现象：“妄报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参退。”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较为失望，但是总体上科举是当时最为完善、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朱元璋只好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大多考验考生诗词歌赋、儒家经典，因此中选却不能学以致用者占很大一部分。

同时科举考试中选者又以擅诗文的南方士子为绝大多数，激发北方学子的不满情绪，明廷为了稳固北方学子的情绪，又为真正选拔贤士，故而采用南北分卷制度。

南北分卷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一大进步，既实现了南北区域的机会公平，又是明廷稳固政权的一大措施。为了进一步制度化南北分卷，明宪宗时期再次采用定额取士，真正实现细致完整的南北分卷制度，虽然之后偶有反弹，但并没有动摇南北分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