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地位很低的商人，为何在清朝时期崛起了?

中国古代有四民之说，即“士农工商”，官吏、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商人被排在最后一位，地位最低。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史书中有很多记载都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唐朝“禁商贾不得乘马”，而且“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命令禁止商人进入政坛为官。明朝朱元璋也说过，“农衣绸纱绡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商人不准穿绸缎，有钱也不让你好花。

这种现象在现代人看来非常难以理解，众所周知，如今的大商巨贾们都是风云人物，坐拥巨额财富，坐飞机开游艇，住别墅穿名牌，出手阔绰享尽荣华，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古代却如此吃不开？不仅吃不开，还要受到皇帝们的种种打压和限制，地位低下，着实让人搞不懂怎么回事。

其实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形成并维持了几千年，自有其道理。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核心支柱产业始终是农业，只有农业能为天下人提供足够口粮，是保证天下长治久安的基础。而商人则可以摆脱繁重农田劳动的束缚，靠倒买倒卖即可轻松获利，利润远远高于种田。皇帝们担心长此以往，会导致民间滋生“重商轻农”的风气，“贪利而忘农工之本”，危及农业根本，故此才会不遗余力打压商人。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涉及到国家安全层面。古代有一个成语“富可敌国”，有很多经商多年的大商人大富豪，手中掌控的财富往往是个天文数字，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都绰绰有余。如果被图谋不轨者利用，就会对朝廷形成极大威胁，“隐然一敌国”，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敌国，故此他们让皇帝们芒刺在背，采取多种措施压制商人。

然而到了清朝，这种局面却大为改观。商人们不再是低眉顺眼看人脸色的受气包，却扬眉吐气当起了人上人，俨然朝廷新贵。《万全县志》记载，清朝入关后，多尔衮和顺治曾经在皇宫举行御宴，宴请当时财力最为雄厚的八个晋商，“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对商人而言，这简直是千古未见之荣耀。

不仅如此，清朝皇帝多次在圣旨中提倡“恤商”的口号，认为商人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财货之血脉者，唯有商贾”，只有“通商”才能“裕国”。顺治和康熙都曾明发诏书，禁止王公贵族、文武大臣的亲属子弟插手经商“与民争利”，千方百计维护商人利益。雍正打破常规，加封山西大商人范永斗家族子弟为太仆寺卿、布政使、正定总兵、署广东提督等官职。乾隆也曾加封大盐商鲍志道为两淮总商。商人在清朝地位大幅提高，深受皇帝关注与重视，成为人上人，甚至出现了“地方官更羡商人之利，惟商之命是从”的荒唐现象。

清朝商人的地位为何会大为提高？清朝皇帝为何对商人如此友好？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都是商人们用银子买来的。几千年的压制，使得商人们也在竭力为改变处境而努力，试图用手中财富寻找与皇帝的利益契合点。清初很多大商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并毫不吝惜地用各种手段向清帝献殷勤。

如受到皇帝赐宴封官的范永斗家族，在清朝对内对外战争、赈济救灾中多次捐银筹款，《清史稿》记载他“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仅在雍正年间西北用兵期间，范氏家族捐银超过三百万两。《两淮盐法志》记载，自康熙至嘉庆年间，扬州盐商共捐银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六两，谷米三十五万余石。乾隆皇帝举办八十大寿庆典，两淮、长芦、浙江盐商入京祝寿，一次献银七十一万余量，用于整修西直门至西华门的街景布置、圆明园的修缮等等。商人如此出手大方，清朝皇帝对他们大加褒扬、提高其地位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