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商人的偏见很大，根本原因是什么？

古代中国是传统农业生产社会，＂重本抑末＂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在女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中，商人被排在了最末位。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葫廷规定：＂农民之家止穿纲纱绍布，商贾之家止穿娟布。

重本，就是为了维护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商业看成＂奸伪之业＂，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封建中国自古农业发达，而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依靠农业立国来养活众多人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送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自耕农的减少导致国家赋税征收的减少，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稳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封建政权必然会限制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政策就是要通过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解决小农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

商人富巧王侯，家产敌国，比如富可敌国的明代苏商沈万三，家财万贯、势力庞大，再向前进一步将是权倾王侯，封建专制皇权又怎能容忍得下因此，历朝历代均制定有种种贱商的规定，形成了一个衡量社会贵贱的标准是权力大小，而不是财富多少的伦理特征。

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皇帝可以让贫贱者一日富贵，也可让富贵者转瞬贫贱。在封建政权的倡导下，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通向权力顶端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因而＂仕＂才能居四民之首。

当然，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只不过在＂四民＂中把商人排列最末位而已，并不是一概禁止商人和商业活动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经针对宋、元朝重税及税制混乱状况进行征课清理，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是年，又裁撤了税收额米不及５００石的３６４所税课司局。针对元末朝廷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状况。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江苏青铜器的冶炼和锻造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

汉末开始，我国的政治经济重也逐渐南移，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东晋与南宋两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见重要，最终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大运河的开凿，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财赋、潛运、盐铁转运的中也。宋元时期，苏商数量发展迅速，扬州继续成为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当时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药、茶等主要商品均在扬州集散和交易。

曾经在扬州做过三年官职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苏商说；＂南京是蛮子的一个著名大省的名称，位于西南（相对于扬州）。居民是佛教徒，使用通用纸币，是大汗的臣民，大部分人经营商业。＂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推算，当时仅苏州城内就有雇工数目不下上万人。经过几十年的精业培育，江南市场日趋繁荣，因元末战乱而衰败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传统苏商在封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夹缝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制的《南都繁会图卷》，真实地记录了明朝时期南京的繁华景象，图中牛行、猪行、羊行、棉布店、粮店、鞋帽店、铜锡店、药材店等商业店铺有１００多个。

作坊主人生产的是南京卫绒，织机上织的是網缎、云锦，店招上写明＂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等字样，送一切都说明南京在作为都城的同时，还是全国物品集散的重要地区么一，成为明代江南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社会价值是事物与事物之间伦理和价值关系的外在表现。在重本抑末、崇尚农业的封建社会，传统苏商欲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要以新的、独立的价值观来对抗传统的贱商价值观。

近代苏商的伦理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上。明代中叶特别是自嘉靖朝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不断扩大，商人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近代苏商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明末清初之际，江南商人的四民观排列顺序己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新排序变为：士、商、农、工，四民逐渐分为二大类，士、商阶层为社会上流阶层，农、工阶层则仍然处在社会下级。

在苏商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苏商已经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比如，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而在常州府靖江县＂农人贱而商贾贵＂；就连雍正皇帝也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在这里，四民的序列已经被朝廷重新排定为＂商、农、兵、士＂。

明末清初苏商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改变了过去不屑与苏商交往和相互通婚的状况，一些官府人壬开始主动与苏商接触，在日常交际和应酬中为苏商作文纪事，共作唱和。

苏商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使得明末清初的社会舆论对苏商与商业地位有了比较恰当的评论。时任明代监察御史庞尚鹏巡视江浙军铜，途中路经南京在《庞氏家训》中记述：＂民家常业，不出农商。＂

江苏地区商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给这位考察途中路经江南的按察金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改变了传统伦理观念带给官僚阶层的惯性思维。

同时，江南各个社会阶层对经商的态度、对苏商的认识在促成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过程中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義主张工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意出于道者，盖其本也。＂

当时，江南地区一些儒生壬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纷纷走出弃儒经商的决定性步伐。明末清初时人称洞庭人少即能贾，清初苏州人吴一董说洞庭东山人自明代起即＂商贾为本计，而从读书为末务。＂

送些地方经商风气最盛，商帮最为有名，青年男子自小崇尚增经商致富之路，并先后产生多位苏商史上的著名人物，正是与当地人在伦理上普遍视商业重于其他行业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儒家制度性伦理和宗法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等级差序格局，决定了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的＂差序格局＂特征。伦理秩序重在分别，《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五伦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伦理是有差等的次序格局，送＂五伦＂大致包括了社会中最常见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伦＂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是社会之间等级差别，比如《礼运》有＂十义＂的关系规范，即君仁、臣忠、父慈、夫义、兄良、子孝、弟梯、妇听、长惠、幼顺。

属于儒家早期经典中有关于差序伦理格局的多种描述，其实质就是儒家传统伦理观念所概括的社会个体之间的等级和差序。其二是社会个体之间应该建立的各种关系，比如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兄与弟、友与友等等。

纵观苏商发展史，不难看出水乡地理对苏商的重要影响：

其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其二、水乡泽国对苏商经营发展的便利。

全国五大淡水湖中，江苏独得其二，其中太湖面积２２５０平方公里，居第三位，洪泽湖面积２０６９平方公里，居第四位。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历来藏龙邸虎，苏商在此称得上如鱼得水。

士绅阶层作为地方权力在乡村基层的实际代表，具有＂近官而又非官＂的明显特征，也是传统江苏社会中一个的特殊群体。士绅阶层往往依靠在野的各种政治影响来参与或干预乡村地方政权，他们与封建政权的关系决定着各级封建朝廷对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即使到晚清封建政权衰败时期，乡绅阶层在各级地方政权的重组过程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依靠兴办教育到社会管理、从水利交通到士农工商、从规范市场秩序到筹集资金款项，士绅的权力范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正是由于历史转折时期士绅发挥的重要作用，士绅阶层实质上开始演变成为维持整个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也。然而，自明清以来，江苏地区的士绅和商人就有逐渐合流的趋势，这个现象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变化有关。

然而，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士绅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彻底封死。受西方各国影响产生的新式学堂在各地逐步兴起，受教育者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进一步加速了江苏省内士绅阶层的分化进程。

在士人治生和社会生存压力问题的双重考量下，江苏地区＂弃儒就商＂的趋势日益增涨。另一方面，明清大批江南商人的成功对士人之诱惑，与明清时期的捐纳制度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

而重商思想可以说是江苏地区的重要特征之一。

大体上来看，在重商思想兴盛之前，主要是商人转变为士绅，商绅并不公开地从商；重商思想兴盛之后，则出现了公开经营工商业的＂商绅＂而这个在晚清出现的不同于传统古绅和商人的商绅阶层，有其共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取向，相应于晚清的变局，扮演了关键角色。

文化上的南北差异是形成大江南北不同地域苏商的不同伦理特征的主要原因。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江苏文化的南北差异就已经存在，江淮地区与太湖平原也是很早就表现出风格各异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是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接泽文化、良渚文化。各种文化类型遗存丰富，前后连续、脉络清晰，自成一体，良渚文化的玉器、黑陶、丝织的制作技术都巧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陶器纹饰风格以素面为特色。

而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是下沙地文化类型、北阴阳文化、咎庙一期、咎庙二期，各个类型文化遗存较少，陶器制作粗糖，纹饰多为素面，但彩陶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这主要是因为江淮地区处南北交通要道，因而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