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野”到“疲敝”：蜀汉的益州发生了什么

刘禅的面前摆着相父诸葛亮呈上的《出师表》——这是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秋后。表文开头是如此悲壮而紧张：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有理想又有蓝图的政治家，治戎理民，事必躬亲，他对益州时局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但我们和迟钝的刘禅一样，还是会产生那么点疑问：益州，何以至此呢？

如果刘禅也有抄背《隆中对》，他可能会记起诸葛亮在二十年前的讲法：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确实，益州的经济在刘焉、刘璋父子治下还非常好。十六年前，刘备受邀入蜀以抗张鲁，蜀中各郡供给有余，土财主刘璋组织欢迎仪式，能大喇喇地摆开步骑三万余人(战斗力先不谈)，车乘帐帷，精光耀目，且米布相送。

你图点利息，人家惦记着你的本金。刘备本着“我不拿别人也会拿”的枭雄逻辑，反手拿下整个益州，基本实现了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

然而，刘皇叔的蜀汉政权甫一开始，就伴随着严峻的经济问题。

刘备攻破成都不久，便依照他先前的许诺，将蜀郡库存和豪强富户的金银收敛起来分赐给麾下的将士，再将战时的一般等价物即粮谷绢帛等交还蜀人作为平衡，但新政权的军用调度也因此吃紧。为理顺财政采购和货币供应的关系，刘备决定在蜀中发行“直百五铢钱”。什么叫“直百”？就是与汉代五铢钱的形制一样，但一枚直百钱要抵一百枚旧币，换相当于过去一百倍的物资。虽然此策立竿见影，新政权的府库很快变得充实，却在根本上掠夺了民间财富，大大损害了益州的经济秩序。

另一次对益州经济乃至蜀国国力的重大打击，是公元221~222年的夷陵之战。

根据史料推断，当年刘备抽调东征的兵将大约有7万多人，而留守成都以及内线的士卒不足3万。最后舍船就陆的蜀军遭到吴军火攻，四十余营全被打破，蜀军不但损兵折将，水军、步兵的装备也几乎全部丢失(只有向宠的军队完整带回)，蜀汉的驿站守备为及时阻止吴军追击，还把仅存的铠甲堆到隘口焚烧。

这一战，刘备把蜀汉家底赔了出去，更放大了“直百钱”的弊端，益州陷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资特别是军备供给十分短缺。

诸葛亮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就花了将近五年。

蜀汉能喘过这口气，除了兴修水利保障粮食生产、坚持盐铁国营、维持茶马古道(西南藏区)的贸易，织锦和炼铜两个产业做出了最大贡献。

锦缎堪称乱世之中的“硬通货”，是蜀国出口的拳头产品。诸葛亮一针见血地说：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丞相历来生活素朴、为官廉洁，家产不过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桑树是最主要的部分——侧面反映了丝织业在蜀汉官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织锦的基地位于益州的蜀郡，成都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的官署，即“锦官城”。

铜矿是蜀国复兴货币经济的基础，冶炼活动集中在益州的南部。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方叛乱，设建宁、云南、越嶲、牂牁、朱提、永昌、兴古七郡加强管理。这七郡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最大的兴古郡也不过四万余户，好在七郡分布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有了铜矿就可以铸币，而且是稳定地制造良币。

前面我们评说刘备在攻入益州后发行大值虚币，手法并不高明，还破坏了原有的货币经济体系，但对比来看，同时期曹魏和东吴的货币政策更为糟糕。

曹魏长时间不铸币，赋税改收实物；东吴的币制异常紊乱，发行过比“直百钱”更狠的“大泉当千”，并且反复废立。相比之下，蜀汉出产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还是实用的，虽然不被曹魏与东吴官方所认可，但在民间的商品流通环节仍被大量需求，从而被默许引进。所以，炼铜—铸币—易物，这个链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在为益州输血。

遗憾的是，即便诸葛亮带领益州经济走出了谷底，却仍然不能扭转国力的劣势。

这反映在几个层面：

首先，益州之“疲敝”，是生产力与国家目标的渐行渐远。

益州的自然条件优越，但开发程度还是比不过北方的中原，甚至也落后于江东的核心区。诸葛亮上《出师表》时，荆州已丢，不可复得，南方新定，潜力有限，汉中原本一半的民户也早已被曹魏内迁长安、洛阳，整个蜀国可以调动的民力十分有限。

就战略物资而言，益州的粮产自给有余，外运困难，不足以支撑争霸的事业。同时，蜀国的无主土地和流动人口都比较少，军屯的规模无法扩大，而曹魏通过运转良好的屯田制巩固了国本。

早年法正进谏刘备，曾定下“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徐图中原”的保稳之策。雍凉的意义是什么呢？关中平原在雍州，凉州有骏马，还有数量众多的氐族、羌族人可招为战力——益州很宝贵，但单有益州显然不够。

到了诸葛亮北伐前夕，蜀国就更需要雍、凉二州的策应，因为益州的人力依然奇缺，蜀军编制实际上难以久持。后来正是由于迟迟不能在雍凉打开局面，蜀汉与曹魏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渐渐望尘莫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益州当然气短。

其次，益州之“疲敝”，是政治生态的改变，也是人才的凋零。

中国由汉末向魏晋的政治演变，是一个从贵族地主向士族地主移交权力的历史阶段。曹操想“唯才是举”，但从曹丕开始，曹魏政权也不得不向中原的士族地主妥协，“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就是表征之一，后来曹魏更直接被“由武入文”的司马氏家族所替代。孙权同样倚靠江东的顾、陆、朱、张等几大士族，吴国政权的本土化也是比较彻底的。

唯有蜀汉，本地豪族(益州人士)始终受到排挤，掌握权柄的主要是外来户(东州集团和荆州集团)。诸葛亮安排的继任者中，蒋琬是零陵人，费祎江夏人，姜维天水人，就是没有一个益州本地人。

所以，蜀国的政坛貌似平静实则复杂，益州作为蜀国的大本营，政治矛盾更为集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包袱，是蜀国独有的，更准确的说是蜀国内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实权派所独有的，益州本地人未必愿意承当，他们的政治立场也相对模糊。后来钟会、邓艾打过来时，还愿死战的是诸葛瞻、张遵、董厥等实权派后代，力劝刘禅投降的便是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族。

我们都说，刘备在世时手下人才济济，刘备死后蜀汉人才迅速凋零。其实后期也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致力于北伐的人不多了，匡扶汉室不再有号召力——这是诸葛亮的悲凉和宿命，也是益州真正的“疲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