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记忆·暖月流晖|一轮明月照千年

杜梦菲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当月光穿透千年云层，既照亮了文人墨客案头的诗稿，也温暖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秋的魅力，在于它既是“诗言志”的情感载体，也是“俗见真”的生活仪式。从杜甫避乱瀼西时的月下长叹，到苏轼密州夜宴中的把酒问月；从唐代宫廷撒金钱玩月的盛景，到闽南军营博饼的欢声笑语，每一段历史中的中秋，都藏着鲜活的生活细节与深沉的文化情怀。诗中月：三分情怀，七分人生

月光本无差别，却因诗人的生命境遇与时代背景，折射出万千情愫。中秋诗词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将个人悲欢、宦海沉浮与家国忧思，都熔铸于那轮千年不变的明月之中，每一句诗背后，都是一段可触可感的人生故事。思乡：月光里的归途与漂泊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杜甫在《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中掷下的这十个字，道尽了乱世漂泊者的乡愁。他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但仕途坎坷，遭际悲苦，一生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两首诗即是杜甫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避乱瀼西（川奉节瀼水西岸地）时所写的。彼时他居无定所，靠着亲友接济度日，中秋夜的月光如铜镜般高悬夜空，却照得他“转蓬行地远”的流离愈发清晰。诗中的“折大刀”，既是暗合吴刚伐桂的传说——连月宫神斧都为归心折断，何况他这血肉之躯的游子？也是写实：乱世之中，连一把防身的大刀都难以保全，归乡之路更显渺茫。而后他写“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连月光下的江水都像霜雪般冰冷，林中飞鸟的羽毛都清晰可见，这份细腻的观察里，藏着漂泊者对安稳的极致渴望，既集中突出了月色的皎洁明净，同时也暗示了诗人闲散无聊的心绪。

这份思乡之情，在苏轼笔下化作更细腻的哲思。熙宁九年（1076年），39岁的苏轼任密州知州，这是他与弟弟苏辙阔别的第七个中秋。彼时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离京城，密州地处偏远，政务繁杂，中秋夜酒至半酣，望着窗外明月，挥笔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热闹的宴席终难掩思念，苏轼笔下“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追问，既是对仙境的遐想，也是对弟弟的牵挂。直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句，他才从个人别离之苦中走出，将祝福送给“千里共婵娟”的天下离人，让月光成为跨越山川的情感纽带。宦海：清辉下的失意与坚守

中秋月色，常成为文人安放宦海心绪的镜子。元和十一年（即公元816年）秋季，因直言进谏被贬的白居易在湓浦口送客，偶遇弹琵琶的歌女，“东船西舫悄无言”的江面上，只有“绕船月明江水寒”的清冷。同样承袭《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他在元和十三年（818年）中秋夜又写下“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月光在此既是失意者的见证——连月亮都已圆了好几回，他却仍在异乡；也是孤独者的慰藉——至少还有明月与他相伴。诗中的“望乡”，既是思念故乡，也是怀念长安的朝堂岁月，只是这份怀念早已被现实冷却。

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则藏着另一种宦海心绪。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在朝中任宰相。遭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后，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相。中秋夜他在荆州任上，望着“海上生明月”的壮阔景象，开篇的豪迈下藏着“情人怨遥夜”的隐忧——他担心的不仅是与亲人的别离，更是自己政治理想的落空。明月的永恒与人生的浮沉形成尖锐对照，让“天涯共此时”的相思，多了一层对初心的坚守。这首诗也成了他宦海生涯的隐喻：纵然身处天涯，也要如明月般坚守清辉。家国：婵娟中的忧思与抱负

当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相连，中秋月色便有了沉雄气象。杜甫在《八月十五夜月二首》的第二首中，将个人乡愁升华为家国忧思：“稍下巫山峡，犹衔白帝城。气沈全浦暗，轮仄半楼明。刁斗皆催晓，蟾蜍且自倾。张弓倚残魄，不独汉家营。” 彼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中秋月色虽美，却照得“全浦暗”“半楼明”，透着乱世的萧瑟。诗中的“刁斗”是军中打更的器具，“汉家营”既是实指江边的唐军营地，也是大唐江山的象征——他望着月光下的军营，想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归乡之路，更是天下百姓的安宁。这份忧思，让中秋月色有了沉甸甸的家国分量。将士的戍边之苦与家人的思念交织，让中秋的团圆期盼，多了一份“先有国，后有家”的担当俗中月：一方水土，一种团圆

如果说诗词是中秋的灵魂，民俗便是它的血肉。从唐代的宫廷玩月到明清的民间祭月，从北地的兔儿爷供奉到南疆的博饼狂欢，中秋的仪式在千百年演化中，沉淀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情，每一项习俗背后，都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祈愿。

赏月与吃月饼，是中秋最普遍的仪式内核，其细节在不同朝代各有风情。唐代的赏月已成为全民风尚，据《开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中秋，宫中会“结彩楼，陈酒馔，令宫人玩月”，甚至会“撒金钱于楼下，许士人纵观”——皇帝将金钱撒向楼下，让百姓一同分享欢乐，场面热闹非凡。民间则更显自在，寻常百姓举家出游，“夜市骈阗，至于通晓”，赏月直到天亮。

到了宋代，中秋赏月的氛围更浓，“玩月羹”与月饼逐渐成为节令特色。据北宋陶谷《清异录・馔馐门》记载，汴梁文人雅士会在中秋夜摆上“玩月羹”，以藕粉、桂圆、莲子熬制，甜润清和，边赏月边联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中秋夜 “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汴梁的酒楼会提前装饰，推出“中秋特饮”—— 以桂花、茱萸泡制的酒，百姓们“弦管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月饼则首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当时为蒸制食品，“四时皆有，任便索唤”，苏东坡笔下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道出了其圆形如月、内含酥饴的特质。到了明清，月饼的团圆寓意愈发鲜明，《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百姓 “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亲友之间互相赠送月饼，象征“月圆人圆”；清代的月饼更讲究，据《燕京岁时记》描述，京城的月饼“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饼面上会用糖霜画出嫦娥、玉兔、桂树的图案，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

拜月仪式则保留着上古祭月的遗风，细节充满生活气息。清代的拜月以妇女为主，《燕京岁时记》记载“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中秋夜，妇女们会在庭院中摆上“月光马”——一张印着月神、玉兔的纸像，旁边陈列着月饼、苹果、石榴、栗子等供品，其中“石榴取多子意，栗子取利市意”，每样供品都有吉祥寓意。拜月时，妇女们会手持香烛，对着月亮默念祝祷词，多是“愿月神赐我巧手，绣出好花样”“愿家人平安，五谷丰登” 之类的心愿。在苏州，拜月后还有“走月亮”的习俗，妇女们身着蓝布衫、黑裙，头戴茉莉花，结队沿河边漫步，“必历三座桥，谓之‘走三桥’，以祛疾病”，月光下的衣香鬓影，成了江南中秋最温柔的风景。

福建博饼与江西烧宝塔，堪称中秋民俗的“活化石”，其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仪式细节，充满地域特色。闽南博饼的起源，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传说紧密相连。清顺治年间，郑成功驻军厦门，准备收复台湾，当时是中秋前后，士兵们因思念家乡士气低落。部将为宽慰士兵，想出“中秋会饼”的主意：用63块月饼组成“会饼”，对应“七九六十三”。因为九九八十一是帝王所用的数，八九七十二是千岁数，而郑成功则封过延平王，所以只能用六十三之数。会饼分为六个等级：状元饼1块（最大）、对堂饼2块、三红饼4块、四进饼8块、二举饼16块、一秀饼32块，士兵们用六个骰子掷点赢饼，其中“状元插金花”（四颗红四带两颗红一）是最高殊荣，得主可独占状元饼，还能得到其他士兵的祝贺。据《厦门志》记载，当时军营“中秋夜，将士聚饮，掷骰子赌饼，欢呼达旦”，博饼不仅缓解了思乡之情，更凝聚了军心，后来这一习俗传入民间，成为闽南中秋的特色活动。

江西烧宝塔则洋溢着农耕文明的热情，其起源据民间传说与元代抗元故事相关：相传元代时，江西百姓不堪压迫，在中秋夜以“烧宝塔”为信号聚众起义，后来这一行为演变为祈福仪式。瓦塔形状有“圆形塔”、“方形塔”、“多角形塔”等等，且各有其吉祥寓意，如圆形塔寓意为“中秋月圆人也圆”，一般有亲人旅外的人家多砌设圆形塔；方形塔状似田丘，成四方形，寓意四通八达；多角形塔寓意生财多道，生意兴隆。砌塔的工艺也相当讲究，有密封形，开窗形。中秋烧塔相对于一般中秋活动而言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稻谷节节饱满，家里红红火火，亲朋平平安安的象征，寄托了南方许多人几千年来的审美情趣。宝塔烧起时，火星从塔孔中喷涌而出，像一条条火龙，村民们会围着宝塔拉手起舞，唱着民谣，用自己的方式庆贺丰收，祈愿岁岁平安。

从杜甫秦州月下的漂泊吟哦，到闽南军营的博饼欢声；从唐代宫廷的撒金玩月，到江西村落的烧塔祈福，中秋的月光穿越千年，始终照耀着中国人最真挚的情感。诗词中的情怀、民俗里的烟火，共同织就了中秋的文化底色。当我们重读那些中秋诗句，想象古人赏月、拜月、博饼的场景，便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那是对团圆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国的牵挂，这份情感，如同中秋的明月，永远明亮，永远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