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疲弊时，诸葛亮靠什么发展蜀国经济支撑北伐？

先帝中道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公元227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上伐魏，临行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传颂数千年的《出师表》，其第一句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简洁明了的让后主和后人了解了当时蜀国的情况。

疲敝，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

1、此前蜀汉集团经历了连续军事失败：公元220年荆州之战爆发，蜀汉名将关羽殒命，荆州丧失；随后刘备兴大军讨伐东吴，却遭遇夷陵惨败，蜀国精壮人口大量丧失，国力受到重创，蜀国上下对于前途也较迷茫。

2、三国时，益州还不是“天府之国”：“天府”为周代官职名称，掌管王朝粮食、钱币，“天府之国”是富裕的意思，最初是汉初张良形容关中之地的。《史记·留侯世家》称：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四川开发较晚，李冰建造都江堰之后，农业生产虽然提高，但从人口和财力等方面看，仍然是落后地区，还远远称不上“天府之国”。

3、益州使命变化，“小马拉大车”：都江堰修筑以来，成都粮产量增大，诸葛亮《隆中对》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当年只是被项羽敢进了巴蜀，而他夺取天下的经济根基，仍然关中。

蜀国的物力，加持天险，像刘璋那样偏安一隅，确实游刃有余。当诸葛亮要北伐，益州作为大后方，则需要承担起吞并整个天下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益州，无疑是疲敝的。

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看，诸葛亮北伐前夜，益州是实实在在的“疲敝”。

受命托孤，生前进行了五次北伐，耗费巨大

战争关乎存亡，从来就是国家各项支出中最浩大的一项。

粮草缺乏是诸葛亮北伐最主要的困难，也深深困扰着蜀相：

“亮每患粮草不继，使己志不深。”（《三国志·诸葛亮传》）

从史书记载的数据中，则更可以深刻的体会北伐之消耗：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因粮草不济撤军，司马懿遣张颌率劲卒三十余万向剑阁进击，此时“亮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

也就是说，诸葛亮用来迎战张颌士卒规模就达到八万。这仅仅是诸葛亮规模不大的第四次北伐中，一部分兵力而已。众所周知，诸葛亮北伐，规模最大的乃第五次，则是要超过八万人的。

《三国志》、《晋书》都认为蜀汉人口仅九十余万。

诸葛亮拿走十分之一的人口北伐，其消耗无疑是巨大的。《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在诸葛亮死后，北伐导致“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蜀国不堪重负，吴国人评价蜀国状态“经其野,民皆菜色”。

但，诸葛亮生前五次北伐时，看起来对蜀国的消耗却并不大。

同样出自陈寿之笔，《三国志·诸葛亮》记载蜀国经济状况：

“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

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耗费巨大财力北伐的同时，保持蜀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呢？

首先，诸葛亮的北伐：前线尽可能的减少对成都的消耗

诸葛亮节省开支，主要有三大手段：

1、与东吴的北伐相呼应

西南物力，显然难以承担北伐重任。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与东吴修好。纵观诸葛亮五次北伐，与东吴配合相得益彰，几乎每次北伐都会邀请东吴相助，双方还约定平分天下。

甚至第二次北伐则是诸葛亮响应东吴而发起的对魏国战争，蜀国此次北伐，曹军严阵以待，蜀军粮尽则退。但东吴方面，却在石亭之战大胜魏国，魏军此后20多年无力大规模伐吴，再度维持了三国均势。

吴国和蜀国相互配合，让双方均能以较小代价，给魏国造成最大的打击。

2、蜀军在外，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给自足

章武三年春天，刘备刚刚去世，蜀国南方发生过一次叛乱。诸葛亮此次出兵讨伐南中，不仅没有给成都造成消耗，反而得到了南中物资和兵源，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

《三国志·后主传》中记录，从第三次北伐到第五次北伐这段时间里，诸葛亮一直在循序渐进的打造一个持久而方便的供给线。通过修建前线城市，使用木牛流马，修建储量所，分兵屯田等方式，逐渐发展蜀军在前线自给自足的能力。

第五次北伐时，蜀军已经能顺利的分兵屯田，“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直到诸葛亮薨于五丈原，也在没有出现粮草不济的情况。

前线逐渐做到自给自足，蜀国自然能够安然发展。

3、诸葛亮带头节约

汉代主张厚葬，但诸葛亮临终之前，要求“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以身作则，临终之际也不愿意消耗多余物资。

诸葛亮《诫子书》曾经明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而他最初给后主上书安排自己身后事时也曾提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死后，果然财产稀少如他所说。

诸葛亮身为丞相，带头行节俭，有助于蜀国吏治清朗，勤俭节约，对于积累国家财富有很大帮助。诸葛亮影响下，大将军费祎和大司马董和等蜀国早期官员，皆以布衣素食，居家简朴闻名。

其次，北伐消耗巨大，更需要生财有道

都江堰修筑之后，成都粮食产量开始稳定，这只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真正让成都成为天府之国的，恰恰正是经过诸葛亮。诸葛亮通过他的经纬大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让蜀汉生财有道。

唐代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间得及此间无。”天府之国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

其实，正是得益于诸葛亮的治理，四川地区才得以逐渐取代关中，成为了真正富裕之地。

诸葛亮在农、工、商三个方面所采用的许多治国方法和策略，均为后世数千年所效法。

1、农业手段

纪录片《中国通史》里，探访了昔日诸葛亮治国留存至今的许多遗迹和资料，其中多数是农业方面的。

诸葛亮在蜀国设堰官，派出1200名士兵日夜保护都江堰，同时充当河工，负责疏通河道，这为四川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根基。诸葛亮所创立的堰官制度，也被后世2000多年所效法，四川省社科院研究所沈伯俊教授评价“都江堰，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有维护之功。”

此外诸葛亮把中原一带的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带到了四川，并加以改造，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灌溉所用的“孔明车”，甚至近日在某些地方仍然有所保存。

2、发展手工业、商业，丰厚物资

近代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开始系统研究“贸易差额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时，诸葛亮却在1000多年前已经投入到了实践当中。

《诸葛亮集》里说“决敌之资，惟仰锦尔！”（高端纺织品在我国古代曾有特殊地位，比如宋代将两、贯、匹化等，但给辽、金岁币时，对方只认绢和银，不认贯，可见高档纺织品或有超过铜钱的货币地位）

诸葛亮设立锦官制度，把这种重要手工业品的经营权收归蜀汉政府，通过与东吴和魏国的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成都也因此被称为锦官城。同一时期的东吴，纺织业虽然也很发达，孙权也鼓励纺织业，却因为缺少国家的调度，未能获得蜀锦那般丰厚的利润。

诸葛亮之后的我国历史中，再就极少见到这种以手工商品而非战争物资商品作为国家竞争手段的记载了。

另一方面，诸葛亮设置官员，由国家专营盐铁，并扩大到酒、曲、茶、药材和采矿等。这一点模仿了春秋时“削山为钱，煮海为盐”的管仲，而蜀国因为地理和物产特点等原因，实施专营难度更低，所获却更多。相比收税，专营能为北伐提供更多财富，却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除此之外，诸葛亮大力开采铜、铁矿，以充斥国库，且供冶炼兵器之用，金牛山矿、崇宁县铁钻山矿都是诸葛亮时期发掘的。（《古今刀剑录》）

矿业发展的基础上，诸葛亮和刘巴等人又通过制定《蜀科》，通过订立新法大规模发行新钱币，以获取更多财富供给北伐。

诸葛亮为了北伐，部分方式不可避免的攫取了民间大笔财富，却因手法巧妙而不会引起民间不满，甚至很大程度上还促成了蜀国经济的活跃。

总体来说，在当时民生与北伐必须相互迁就的背景下，诸葛亮很好的平衡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主政蜀国期间，这位先贤不仅形成了对魏国的攻势和威慑，而且保证了后方的稳定和发展，其中一些发明（农具等）、发现（矿产等）、政策（锦官、堰官制度等）还流传并造福后世，确实是很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