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清朝人抗击鸦片战争的血泪史

今天，三元里北部仍有一座庙，其中道光2年（1822年）的石碑，显示出该庙早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已经重修，道光二年（1822）再修一次。庙内另有咸丰10年（1860年）的碑，显示这年又重修了庙宇。该碑还显示，在村子的南端，还有一座庙（今已不存）。

梁廷楠的《夷氛闻记》，是有关三元里事件的另一当时人记载。他说，番禺、南海知县奉广东巡抚之命约束团练时，被士绅请吃闭门羹。这不是说士绅失去了对于事件的领导权，而只是说，知县进村时，循例应有士绅迎接，但当番禺、南海知县来到三元里时，却一个士绅也找不到。

清朝人抗击鸦片战争的开端：三元里抗英事件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朝廷又开始动员团练。道光21年（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使团练声名大噪。当时，英军在广州城北登陆，连续两天与村民交战，一队英军攻占了广州城北一座能够俯瞰全城的炮台。广州早已领教了英国战船火炮的威力，如今又攻占了广州城北的炮台，随时有可能轰炸全城，城内的官员及士绅大为震恐，愿意投降，答应赔款六百万元，城墙上也已挂满白旗。但是，这一小队英军孤守城北山脚，看起来相当脆弱。当他们攻击村子里一间房子时，锣声一起，村民蜂拥而起，包围了他们。

根据各种记载，村民数目达数千人。但村民既没有攻打英军的据点，也没有对英军造成什么杀伤；而这两天正好大雨滂沱，英军的火枪也无法运作，英军一支巡逻队被围攻，而英军占据内河的部队也设法营救他们。最后，三元里事件结束，不是因为谁输谁赢，而是因为广州城的赎金问题已经谈妥，广州府知府约束乡民，让英军撤退。

要明白士绅的领导权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尽量理清事件。魏裴德指出，团练的种类繁多，这大概是没错的：有个人或未来士绅招募的雇佣兵；也有士绅组建、与地方衙门协同作战的团练，这些士绅往往与省衙门及其下各级衙门官员保持密切联系；还有魏裴德所谓"真正的团练"，即村民自己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团练。以为能够把以上各种团练清楚划分开来，是会犯大错的。

为了抗击英军，士绅们开始组织团练

在三元里一呼百应的农村群众，不可能是乡村的团练，而且从本地人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表现及从翌日出现的武器看来，并没有明显的士绅领导可言。在石井、佛岭与英军的散兵游勇作战的人，背后有社学撑腰，因此这可算是士绅组建的团练。但至于这些团练是否真因为士绅动员而发动起来，则见仁见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三元里事件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标志，但在当时，英军撤退几天之后，广州府知府与番禺、南海知县在大佛寺设宴犒劳团练领袖，高坐席上的，是石井、佛岭的士绅，但他们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表现出什么英勇行为，只不过印了本小册子吹嘘自己功劳而已。

在三元里事件中，石井、佛岭的士绅并没有领导团练，而且这些士绅的出现，也不足以解释何以数千村民聚集起来对抗英军。三元里事件把士绅的领导地位捧高了。英军一撤退，广州城内的广东省衙门就利用三元里及广州北部一带的防卫联盟来洗刷自己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把英军登陆、广州府官员在大佛寺"庆祝胜利"这两件事，放到具体的历史脉络里。

英军来到时，广州城早就封闭了城门，两广总督与负责作战的将领不和，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因错误情报而攻击英军，重启战端；一个不愿也无力再发动任何攻势。官兵在战事期间也跟别人一样趁火打劫，抢掠十三行区，然后带同赃物，一哄而散。至于刚从湖南调来保卫广州城的官兵，也没有与英军对阵。

当时还有传说，谓他们在广州城外被麻风病妇女感染，他们相信小孩子的肉可以治愈麻风病，于是抓小孩子来吃。同时，行商伍敦元被委派与英军谈判，答应交出六百万元赎金。在广州城北围困过英军的百姓事后宣称，本来差一点就可以全歼英军，但被广州府知府阻止。目前保留下来的不少传说，都指责官员无能。

英军撤退的条件，除了恢复广州贸易、赔款六百万元之外，还有要求官兵撤离广州城这一款。尘埃落定，广东省衙门就必须重新安排防卫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省衙门一方面请求朝廷拨出更多粮饷，一方面请求朝廷准许维持团练。两广总督特别上了道奏折，谓地方百姓请求由社学督办团练。

石井士绅领袖何玉成，一向被视为三元里的团练领袖，因此也就正式获得委任官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全年内，石井村内的升平学社，就成了两广总督奏折里经常引用的例子。另外，也有几间社学成立了，包括附属于升平学社的东平学社。东平学社成员有不少客家人，他们可能是石匠，响应号召而聚集于三元里。

无论如何，朝廷把团练视为正规防卫力量以外的点缀这旧政策，终于改变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头两年（1840—1841），朝廷根本不知道英军舰队可能在哪里发动攻击，遂下令沿海各省团练百姓以为防御。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朝廷就是否保留团练展开辩论，越来越多廷臣认为团练有用，于是，宣宗应两广总督的奏折而下旨，谓"团练乡兵，于粤省情形相宜"。不过，朝廷并不知道广东团练的底蕴，圣旨只提及升平学社及其附属的东平学社。

圣旨如此抬举升平学社，并不奇怪，因为两广总督的奏折，都吹嘘升平学社。但是，这道圣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珠江三角洲的地缘政治。因三元里事件而声名大噪的石井、佛岭士绅，论声望，其实远不及在广州城为省衙门出谋划策的士绅，例如行商伍敦元、或者黄培芳（1777—1859）这样的人。黄培芳是黄佐的八世孙，嘉庆九年（1804）年成进士，是著名学者，也是两广总督阮元及林则徐的顾问。

比起那些协助林则徐充公西方商人鸦片的广州士绅，石井墟的乡村学者及退休学者是难能望其项背的。值得注意的是，番禺县志的传记部分，并没有何玉成的份，但黄培芳在香山县志里却有传。传记称，黄向两广总督祁进言，把"土著民"组建为七个地域联盟——"社"，动员团练。"土著民"云云，应该是与"客民"即客家人对立的，而客家人正是何玉成的支持者。

饷源充裕、武备精良、又被视为合法的地方保安力量，在广州北郊的山区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沙田地区的富裕地主才有这个能耐。一向以来，任何能够得到官方支持的地方力量，都通过开发沙田而获得充裕的饷源。正因为如此，清宣宗批准组建团练的圣旨，也同时批准在虎门炮台附近的珠江入海口处开发沙田，以应付招募人员、给养人员的开支。

像石井、佛岭士绅领袖这样的人，根本无缘开发沙田。如何用开发沙田所得的利润来应付军事开支？一般形式，是地方士绅答应向官府缴纳一笔以军事名义开征的附加费。我们都知道，沙田之上，事事复杂，沙田业权的争夺，无日无之，因为征收附加费而产生的政治保护网，就再一次镇住地方各种力量，产生一种平衡格局。

两广总督为给养虎门炮台而计划开发的沙田地带，登记于东莞县衙门名下，面积达13765亩。这大片沙田究竟位置何在，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这片沙田的其中一部分，必定来自从俗称"万顷沙"的67万亩沙田。

《东莞县志》把"万顷沙"的开发时间，定为道光十八年（1838），但其实在此之前，"万顷沙"部分地带的开发已经开始了。一位来自"万顷沙"附近的南沙的业户，向衙门告状，东莞县士绅也向县衙门递状，请求批准开发沙田。他们的方案很有趣：开发成功的沙田，将捐给县学，但税务则登记在现有的东莞县施姓业户名下。

道光十九年（1839），东莞县知县在各方里老陪同下，丈量了有关土地，但番禺县沙湾郭氏却出来争夺开发权。郭氏据说是蜑民。据南沙的居民反映，沙湾郭氏动员了三四百人，而且武备精良。南沙开发者在东莞县衙门支持下，于道光二十年（1840）指控沙湾郭氏非法筑田，双方爆发冲突。南沙业户称，当他们与东莞士绅的成员前往沙田，以东莞明伦堂名义征收费用时，遇到两艘船的炮火攻击，这两艘船各有四五十人，他们把三名东莞士绅绑走，押送到番禺县衙门，指控他们"以匪艇焚寮抢劫掳捉工人"。

士绅的支持是团练成功的关键因素

东莞县衙门为这三名士绅出头，但他们承认自己的确烧了沙田上的草棚，经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片土地，是由顺德一位开发商租予南海及香山百姓的。这官司打到省衙门，广东按察使要求顺德县业户出示文件，证明自己的沙田业权。但是，鸦片战争随之爆发，必然扰乱了审讯程序。

有关这宗诉讼的文献，自此之后，下一笔资料，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审讯结果：引起纷争的沙田，东北角四万顷分予东莞，但必须纳饷；其余则分给香山的佃户。各方对此安排都感满意。但别以为官府一纸判词就能平息纷争。

原来，就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这同一年，省衙门也宣布，虎门炮台的驻军，须在沙湾一带巡逻，而沙湾正是动员数百人挑战东莞县业户的郭氏（据说是蜑民）的家乡。可见，沙田业权的分配，要靠武装力量支撑，这些武装力量的给养，则由沙田所纳的"饷"来维持。官府必须动用官兵，因为当地居民的武力，并不弱于官兵。

广东省衙门充分意识到，如果团练落入不法之徒手里，后果可能多么危险。道光二十三年（1843），流寓广东的浙江人钱江宣称以广州府学名义组建团练、抵抗英军的事件，可以说是这种危险的最佳写照。

在事件中，广东士绅坚决与钱江划清界限，广东省衙门也认定钱江假团练之名非法敛财，革除了钱江监生的功名。钱江、广东省衙门、广东省士绅三方都承认，团练只能由士绅来组建，省衙门惩处钱江时，也重申这一点。钱江大概也无话可说，因为他的确在府学张贴榜文、宣告组建团练。总之，如果没有士绅支持团练，团练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开征附加费以维持武装力量，沙田上富裕的业户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事实上，鸦片战争期间保卫广州城的热潮，不仅使广州城以北比较穷困的乡村组成了防卫联盟，也使沙田的武装巡逻制度合法化。道光二十三年（1843）《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全权公使试图行使条约赋予的权利，进驻广州城，全城轰动，也使广州城继续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成为中英矛盾的焦点。

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使入城的争议达到高潮，全广州城都动员起来。广州商人拒绝与英商贸易；广州城百姓组织了巡逻制度，此举本身并不稀奇，反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但稀奇之处，是他们在广州城士绅的领导下，把参与巡逻的所有街坊组织及其负责人名字，全部纪录下来。这可能是广州城居民有史以来首次用文字记录其街道巡逻制度。对于这种制度的新颖之处，我们要小心处理。

当然，巡逻制度并不新鲜，城、镇、村都有类似的保安制度。但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广州城街道巡逻制度的新鲜之处，是在一片政治激情中，通过士绅有名无实的领导，把街道巡逻组织归附到王朝国家里。本来，政治狂热时期的集体动员，其兴也易，其灭也速。但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却使广州城百姓的政治动员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