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商业繁荣背后的政策变革：从抑商到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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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汉时期对商人的自由放任

东汉对待“商”的态度与秦、西汉有显着不同：即改变了自秦以来压制、打击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政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从系统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它是与西汉末年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主势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这也是东汉强大的地主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可以说，汉武帝时代的“抑商”政策达到了顶峰。

然而，经济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汉武帝这样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君主，也无法完全掌控“商”的存在和发展。虽然在“抑商”的政策下，汉武帝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缓解西汉政府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实施这一系列“抑商”政策时，他不得不依靠桑弘羊、孔宇等人商人。而且，“物极必反”。汉武帝时代的“抑商”已经达到了顶峰，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果然，武帝之后，“抑商”的政策开始动摇。首先，大官僚家族开始经商。霍光的儿子伯鲁侯霍羽经营屠宰业，也卖酒。

西汉末年，商业上官僚主义盛行。元代时期，“曹官以上”常从事“私商”（《汉书王公公豹传》）。当了皇帝之后，宰相张裕也“内耕财物”（《汉书王公公豹传》）。《匡章孔马传》）。成帝修建长陵时，外戚、大臣们竞相争夺生意。哀帝时期，外戚曲阳侯王根公开从事个体经营。由于官僚和亲戚都从事经商，“抑商”政策无法维持。昭帝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改变了武帝时期严厉镇压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做法。

元朝时期，由于“天下水患”，在儒生的怂恿下，元五年（公元前44年）取消了盐铁专营。虽然三年后又恢复了，但之后又被禁又放，最后放弃了。这是“抑商”、允许商人私自经营的重要阵地。很快，平均亏损逐渐被废除，贩运职位交给了私人商人。

到西汉末年，私人商业活动相当活跃，富商作为实力雄厚的上流商人重新出现在社会上。例如，元朝时期，大酒楼赵君度、贾子光等人称霸长安，“纵数两千石，二十年，无以求之”（《汉书》）赵、殷、韩、张二王传》）。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新兴富商，如京城富商杜令范甲、茂陵志王、平陵入士、居士、长安旦、王君芳、范绍翁、王孙大庆、洛阳入士张常树、薛子忠、临子，姓韦。

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有的拥有“五千万”的财产，有的拥有“巨万”的财产（《汉书火之传》）。商人的活动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土地商品化趋势日益严重（注：这只是一种趋势），即土地买卖的频率，而主要的买卖活动是：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和富商吞并土地，小农则破产。

商人将利润转化为土地，地主也从事商业。于是，商人和地主合而为一。直到西汉末年，才出现了像范洪、刘秀这样的商人地主或权势地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强势地主的出现是“镇商”政策转变的必然结果。

东汉王朝是在商人和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很明显，这个政权不会实施“反商业”政策。这样，自光武帝以来，东汉王朝对商人和商业活动采取了放任甚至保护的政策，从而改变了自秦以来的一贯传统。

2、东汉时期商业有多繁荣？

东汉时期商业的繁荣是由宽恕和保护商业活动政策的实施带动的，这使得东汉时期的商业，特别是权贵地主经营的商业空前活跃。

由于逐利的趋势和人们“商”观念的变化，从事商业经营的人数逐渐增多，不少人放弃农耕而从商。在一些地方，比如洛阳，商人的数量是农民的十倍。

当然，在熙熙攘攘的商人中，发财的还是大商人：“如今，富商多投钱物，中产家庭的子弟充当保护人，与大臣们一起努力，征收赋税。”而封建国王则自与他人相比，因为人人都仰慕他的榜样，而食而不耕，甚至纵欲奢侈以贪图耳目。”（《后汉书桓谭、冯星星列传》）但下层百姓，甚至士兵，经营小买卖的情况也不少。营犯此规，皆浮长江上下游”（《三国志》），可视为东汉末年的实际情况。

商业活动的内容从冠、巾、袍、棍、枸杞酱，到金银、船只、战车、机器等。但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三项是盐、铁、粮食。自西汉末盐铁解禁以来，除章帝时期短暂恢复盐铁国有政策外，东汉各地盐铁均为私人经营。王朝。许多富商、地主和官僚通过出售盐和铁获利。

例如《东莞汉集五论传》：

“王莽末年，盗贼开始出现……（论五）遂带着家人到河东，改名，自号王伯奇，与奴婢尝盐，北销太原。”

有时，封建政府也用盐作为俸禄，这也迫使官员卷入贸易的洪流中。例如，《东莞汉纪宋弘传》记载：光武年间，朱弘“尝其俸禄所受之盐，令众生，故谦卑不与民争”。很少见，所以不用说，所有其他官员都被记录下来。

盐铁贸易往往与生产密不可分：《后汉书循礼列传》记载：“莱阳县产铁石，外郡百姓常聚，私冶铸造。”

粮食一直是商品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有权势的地主和商人往往以出售粮食为重点。刘秀等人在起义前曾“卖粮”（《后汉书光武帝实录》）。虽然在王莽末年，东汉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后汉书王、刘、张、李、彭禄列传》：“此乃北州之时”。解散了，渔阳的使命完成了。例如《三国志》：“中山商人张士平、苏爽，黄金数千，在涿县各地卖马，所见各异，但多赐金财”。可见，张士平、苏爽等人中拥有“百万黄金”的商人两人，而他的“卖马”生意也不小。

由于商业的发展，许多城市繁荣起来。除西汉长安、邯郸等城市外，东汉新兴城市主要有：

洛阳。这里原本是一座大城市。它是西汉时期的东方都城，其繁华程度并不亚于长安。然而，东汉在此定都后，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一下子超过了长安。

可见洛阳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这里不仅是“帝都”，也是商业中心：“商贾，天下四（党）会”。

成都是东汉时期迅速发展的城市。随着丝织物生产的发展，这里成为丝绸工业的中心。从这里运来的华丽丝绸，销往西域各国。成都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左思《蜀都颂》这样描述这里的商业繁华：“隧道数百，楼房数千，货物如山，星辰无数”。

由于南方的开发，东汉时期南方许多城市得到迅速发展。比如，吴县所在地吴县（今苏州市），商业繁荣，正如文人笔下描述的那样：“君子女坐，商贾并列，衣衫褴褛”。衣衣……轻车压辔穿地道，楼船举起，飒飒穿楼，果布常流，远归客湖。”（左思《颂》）吴都》）

此外，西北一些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商业城市，比如河西的古藏，本来就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当时（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唯河西太平。古臧号称富邑，货币为羌、胡。市集四方。凡是住在县城往往几个月都没有盈余。”（《后汉书》（《后汉书》郭独孔、张琏、肃阳王、贾鲁列传）

3、财富高度集中

东汉时期的大商人往往是有权有势的地主或大官僚或贵族。这种富有的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在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商业资本的恶性扩张和财富的高度集中。

东汉史书记载：“书生孙奋，字景清，幼年为郡官，起家身家三亿七千万，名闻京师。”这些富人的财富高达2亿至3亿元，而西汉末年富商的财富最多也不过几千万（亿元），可见财富的集中程度在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财富之所以如此集中，主要原因是大商人本身就是有权有势的地主，或者是大官僚、贵族。即使不是大地主、官僚、贵族的商人，一旦有了很多财富，也会投资土地，成为地主。或者通过购买官职成为官僚。所以，只要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商人之所以如此强大，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同时也是地主或官僚，成为富商或权势地主。商人、地主、官僚、贵族三位一体，即财产加权力，真是厉害。难怪他的“上流家族积累了数亿资产，所有土地都献给了皇帝。”他实行乱政，举刀威逼贵州首领，专杀无辜，称他为亡灵之子，生死侍奉。他经常模仿人类大师。””（《全侯汉文》崔适《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