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莫迪凯·库尔茨：“技术赢家通吃”暴露“美式民主”软肋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3月15日发表题为《资本主义如何成了民主的威胁》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莫迪凯·库尔茨。文章摘编如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技术赢家通吃”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或几个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以牺牲消费者、工人和整体经济增长为代价垄断了各个行业。而伴随永久的市场力量而来的是与民主相对立的那种政治力量。

科技巨头高度垄断

第一个镀金时代(1870-1914)是理解当前时代的一个重要参考，因为它对商业力量的反民主式崇拜破坏了乐观的启蒙运动市场观。的确，那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产生了20世纪大多数的重大创新。然而，在1895年至1904年间，2000多家公司被合并为157家大型企业集团，使得美国经济几乎每个行业都受到强大的垄断控制。

到1981年，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重新出现，形成当代“技术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在这第二个镀金时代，对权力和财富的崇拜卷土重来。资本主义对创新和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依然存在，但民主的生存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具破坏性的影响能否得到遏制。

在技术赢家通吃的经济中，创新所赋予的市场力量导致一家或几家公司垄断各个行业。一家公司可能提供高质量的高成本产品，而另一家公司可能提供低成本且质量尚可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典型商品，所有垄断利润都没有法律问题，因为它们是“自发”创新的结果，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在这种环境下，处于边缘地位的小企业很容易受到大公司的恶意打压或收购。占据垄断地位的公司很容易获得有竞争力的创新技术，因为小公司不愿冒险与强大的垄断企业打一场可能失败的经济战。

此外，当价格过高时，很少有消费者能从新的创新中受益——就像人们经常看到的昂贵药物那样。有大量证据表明，市场力量会导致更广泛的权力滥用。这些可能包括对潜在竞争者设置高准入壁垒，抑制竞争性创新，强制收购竞争者等等。

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经济和市场要素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一个是高度不平等，这是高度市场力量的直接结果。众所周知，经济不平等给了富人更大的发言权，从而造成政治不平等。

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总是会加剧不平等，让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但不作为的自由市场政策让后果变得更糟，因为个人只能自谋生路，而公共政策既不补偿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也无法遏制造成损害的源头。于是，无辜民众的生计就成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集体收益的社会代价——这种不公正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政策和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的主要赢家，一直是收入最高阶层中的少数人，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人员，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非技术工人受到的伤害最大。其结果是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与富人对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立。

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种严重分化的不平等是由技术和特定的自由市场公共政策造成的。那些失去生计的人认识到，他们是政策选择的受害者。他们为其他人的利益买单，为一些人的暴富买单，结果美国民主遭到削弱。证据显示，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的大多数参与者是曾经生活无忧、但被时代抛弃的工人。

“输家”利益受到忽视

这些结果反映了三个因素的影响：不断提升的市场力量、自动化和全球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力量的增强导致所有劳动报酬的下降或增长放缓。与此同时，自动化取代了一些工人，同时让另一些人受益(这种效应被称为“技能偏向的技术变革”)，加剧了劳动技能之间的不平等。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浪潮，它起源于二战后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复苏的政策。同样的进程后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能够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前蓝领工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三个因素造就了大量赢家和输家。虽然直接受损害的主要是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低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但他们生活水平的恶化也影响到其直系亲属和大家庭的收入。由于大多数人生活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如中西部和东南部，这些区域经历了缓慢的经济死亡。抑郁症导致许多人酗酒、滥用药物和自杀，导致预期寿命下降，而政策制定者多数情况下忽视了这个问题。

那些受到损害的人认为他们的困境非常不公平。他们很愤怒，对背叛他们的体制失去了信心。

这并不奇怪。民众认为公共政策对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公正的，这对民主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公正的政策向赢家征税，帮助输家恢复收入和尊严，民主就会遭到削弱。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转而反对制定政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反对他们认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并与他们争夺稀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移民。他们在新的反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家园，比如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已经控制了共和党。

社交媒体推波助澜

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由大企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确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大企业——以及少数超级富豪——通过游说和竞选捐款行使巨大的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并不止于此。他们还获得大量的信息来操纵我们的购买行为和控制我们的沟通渠道。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他们对我们接收到的大部分信息的控制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迄今为止提到的所有不良影响都受到社交媒体推波助澜。像X平台和元宇宙平台公司这样的企业——它们都由一位亿万富翁控制——可以对任何选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与健康的民主制度很难相容。

更糟糕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助长了垄断力量的形成，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在2010年公民联盟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利用企业财富影响选举的所有限制，无视大量文献证明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并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了额外的作用。

极端的财富不平等还具有显著的反民主文化效应，这源于富人认为，凭借自身优势他们就应该变得富有。

在去年秋天发表的《科技乐观主义者宣言》中，网景联合创始人、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烈森展望了这样一个未来：由技术专家引领的技术进步将不断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创造出一种“技术资本机器”，以零边际成本生产所有必需品。在这个叙事中，技术专家不仅是富有的商人，而且是救世主，他们将以创新引导人类，并通过打击“敌人”来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消除的障碍包括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信任和安全以及监管。

这绝对是一种反民主愿景——硅谷寡头政治盘踞在自由主义社会之上。

商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都持同样态度。美国贝宝公司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和垄断推动进步等观点，就是对权力的古老崇拜。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类似观点被用来支持对美国富人减税，说他们辛苦挣来的收入和财富是应得的。这种权利感让富人有理由不遵守税收规定，并利用外国避税来隐藏自己的财富，从而推动了一个庞大的避税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