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通商政策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自战国以来，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主流，但“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民间商业还是缓慢发展起来。事实上，统治者们虽然出于中央集权、社会稳定的需要重农抑商，但也看到了商业的利益所在。

因此，社会一方面重农抑商，一方面却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甚至衍生出官商勾结的现象。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这其中，明代商业政策的变化就是上千年来中国商业政策波动的一个缩影，甚至一个典型。

一、明朝初年的局面

明朝初年，百姓经历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民生凋敝，元气大伤，这一时期的商业政策以抑商为主，但仍有鼓励商业发展的成分。明初规定商税“三十税一”“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虽然本意是抚恤民生，与民生息，但对商业的发展是莫大的鼓励。其次，明朝还统一了度量衡，为商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市场环境。

另外，以打击贪污犯罪著称的明太祖不仅提出剥皮充草震慑贪污者，还规定不能在“和雇”、“和买”时盘剥商人，这一规定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政府展示了一种坚定的态度，对没有依仗的小商人是一种法律上的保护。明朝政府还重视官营商业，将盐、茶等重要物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可以视作中原王朝与外族相争时的惯用手段。

然而，少量与民生息的政策并不代表明朝要向重商发展，重农抑商始终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明朝初立就谨慎地继承了重农抑商思想，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宣扬重农抑商。而且，要注意的是，明初的“恤商”，主要保护了中小商人，目的在于维持基本的民生领域的产品交换活动，对于大商人，政府不会坐视。有名的例子是沈万三先生，虽然富可敌国，但结果嘛，也是众所周知的了。

明朝一个更为重要的商业政策是海禁，出于国家海防的考虑，明太祖规定“片甲不能下海”，对我国的海外贸易是一种深重打击。永乐较为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洪武年间的规定，因此，虽然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发展了朝贡贸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商业行为。也是因为没有制度的支持和传统的肯定，成化间，珍贵的下西洋的档案竟然不翼而飞，这是极为可惜的。

二、明中叶以后的变化

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氛围也出现了变化。首先是商业环境的整顿。科举制创立以来不断发展，宋代时容许商贾参与，到了明代，读书人除了耕读传家，不少是出身商贾。明中叶以来，奢靡之风渐起，商业发达，这些商贾之子以及一些开明士大夫顺应时代发展，为商业环境的改善做出了努力。吏治腐败是封建社会难以避免的大问题，不少士大夫如倪岳等都曾上书请求整顿吏治、减少苛捐杂税以鼓励商业发展。

其次，海禁政策松动。事实上，不同于明初的海禁政策，后期的海禁政策是为了抵御倭寇。然而，倭寇与海禁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少研究说过，沿海的倭寇里，大部分其实是中国人，大名鼎鼎的倭寇头子反倒本来是中国的商人。由于时代的发展，海禁已经不再适合商业发展的需要，本身的抵御倭寇的作用也被弱化。另外，沿海的官商勾结，使得中国出现了大量走私商人，海禁政策松动，沦为官商中饱私囊的工具。

再次，社会风气事实上也已经有了鲜明的改变。人们所熟知的从明初等级森严到中叶以后小官员家里也用着不合礼制的用具这一变化，就是商业发展造成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佐证。传统上，人们鄙薄商贾，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抑商为主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

三、晚明的进步

到了晚明，社会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商业政策成为其中一个顺水推舟的变化，民间商业更加繁荣起来。政治上，海禁政策是影响深远的明代典型政策，中叶以来，海禁政策不断松动，到了后期，终于出现了“隆庆开关”，极大地解决了沿海居民的生活问题，在战争之后，有效地巩固了消灭倭寇的成果。有研究表明，海禁政策严格的时期，南方的文教事业发展得很好，等到海禁松弛，南方的进士却相应减少了，这和商业活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另外，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这和晁错的卖官鬻爵有异曲同工之妙。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经济上，私营手工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发展，这是公论。推及社会，靡靡之风极盛，市民阶层发展，人们的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文化上，理学已经陷入僵化的困境，阳明心学乘势而起，宣传“匹夫匹妇皆为圣人”，进行了有效的变革。更深刻的变化来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们提出“工商皆本”，这是对两千年来传统的挑战，堪为资产阶级的先声。

四、总结

总的来说，明朝的商业政策既有较鲜明的阶段特点，同时又是灵活丰富、并行其是的。我们不能断定决策者们一定能打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鼓励商业发展，但在客观上，这种不断调整、变化的商业政策在封建社会晚期确实给了新的经济因素以缓慢发展的余地，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蕴藏了转型的可能。至于后来改朝换代打断了这种缓慢发展，甚至被迫倒退，这就“非战之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