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云南学子的状元情结

本文转自：云南日报

西山龙门 本报记者 陈飞 摄

汤云明

云南地理位置偏远，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文化教育的普及上较为落后。直到元朝，云南考生才获得了参加中原地区科举考试的机会，但仅有少数人能考中举人、贡生。明、清两朝，云南出现了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但一直没有出过状元。中原地区科举的昌盛，让云南的官员和百姓都不甘心，希望早日出个状元，为云南人争气。也因这份状元情结，出现了许多寓意“高中”的建筑，其中西山龙门和状元楼就是典型代表。

鱼跃龙门 大魁天下

昆明西山又称碧鸡山，史称“东骧神骏，西翥灵仪”，由华亭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组成，峰峦连绵40多公里。位于西山400多米高的悬崖绝壁上有一个龙门石窟，开凿于1781年，历时72年，由道士吴来清和杨汝兰、杨际泰父子三人分三阶段组织众多石匠开凿。西山龙门石窟以“奇、绝、险、幽”为特色，雄居昆明西山众多的名胜之首，大凡到昆明的游客都会来此游览。故民间有“不耍西山等于不到昆明，不到龙门只是白跑一趟西山”之说。

西山龙门旁边的达天阁，是以原生岩石雕凿而成的石室；石室外的横额上刻有石龛，龛内刻有一仙翁；石室外北侧刻有跳跃的鲤鱼，南侧刻有金龙，寓意“鲤鱼跃龙门”。古时的云南学子，常结伴登西山龙门，以期实现状元及第，图个好寓意。

关于西山龙门也确实有许多关于状元情节的说法。说是自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科举以来，云南坊间便流传着这样一句戏言“云南不点状元”，而这也似乎成了笼罩在云南学子头上的“魔咒”。为此，云南的官员、乡绅也觉得没有面子，于是筹集资金在悬崖峭壁上开凿“龙门”，希望借此寓意克服艰难险阻，云南学子能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大魁天下。

1886年，贵州贵阳花溪青岩人赵以炯丙戌科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中状元，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由于当时云贵两省都由云贵总督统管，总督府也设在昆明，所以赵以炯中状元后，云南、贵州两省都热烈庆祝。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云贵出了状元，自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使得人们对贵州文士刮目相看，赵以炯因此也被称为“滇黔第一状元”。赵以炯为贵州挣回了面子，而当时在经济、文化条件略胜贵州的云南却出不了状元，增加了云南地方官员和千万学子的愁盼。

清末新政时，科举改革再次提上日程，1901年开始经济特科考试，同年再次宣布废除八股考试。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渐废除科举。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从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

1903年，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试，获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为“经济特元”，成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圆了云南人的状元梦。为招纳治国人才，清代先后开考博学鸿词二次、经济特科一次，因此袁嘉谷被赞为“国朝第三人”、民间称袁嘉谷为“独一无二的状元”。

从“聚奎楼”到状元楼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云南乡试主考官张建勋倡议在昆明修建一座“聚奎楼”，以激励云南学子发奋学习，早日金榜题名，填补云南状元之空白。此楼建成8年后，31岁的云南石屏人袁嘉谷以优异成绩考中大清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消息传来，云南轰动，保举袁嘉谷赴京殿试的云贵总督魏光焘亲题“大魁天下”四字，由黔中书法家钱登照书写后制匾悬于聚奎楼上。自此，该楼也被昆明人称为“状元楼”。

袁嘉谷中状元之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使馆协修、浙江提学使、浙江提学使及布政史等重要职务，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廉洁勤政。辛亥革命后，袁嘉谷从浙江携家归滇。随后，袁嘉谷在云南大学执教十余年，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历经时代的变迁，一生清廉，是当之无愧的云南状元典范。

袁嘉谷的故乡位于云南省南部的石屏县，同相邻的建水县两地，自元朝以来，民间因重教兴文而人才济济，清代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之称谓，被誉为“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两县明清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和大理，在云南的科举乡试中，两地中榜者有时高居半榜之多，后来又出了科名最高者袁嘉谷，夺云南之冠，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空白。

关于这两个县为什么能在科考中成为云南翘楚，历史上的民间说法中较为完整的有两个。一个是说元朝灭了南宋以后，把大量的南宋大臣、官员流放到边远落后的滇南建水、石屏一带，为了缓解这些人对江南和临安的思念之苦，允许把建水改名为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直到1914，民国政府才撤销临安府，恢复为建水县。另一个说法是明朝建文皇帝在“靖难之役”后，流落到云南武定县狮子山为僧，而那些追随他的大臣和官员也隐姓埋名来到云南，栖居于建水、石屏一带。基于这两支儒家高层学士的文脉在两县传承，才有了明清两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书香门第世家以及源源不断的文人学士脱颖而出，以致科举人才络绎不绝，有“五步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之誉。而这种文风和学风也一直继承延续到现代，在云南近代的莘莘学子中，建水、石屏两地传承优良学风，重教兴文，俊杰辈出。

云南学子的状元之路

在袁嘉谷之前，云南曾经还有两位学子离状元很近，但最终与状元失之交臂，成为憾事。

第一位是楚雄人李启东，有文献记载，在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参加会试中成为第一甲第一名，在后来的殿试中原拟他为新科状元，收到消息的边疆莘莘学子齐集云南会馆准备相庆。然而相传嘉靖皇帝是个宠幸道士的人，听信了道士的挑拨，说如今天下大旱，皇上要点状元应该找个与雨有关的，恰好此轮有一位叫“秦鸣雷”的进士，就立刻更改状元为秦鸣雷，并以云南边远，不宜点状元为由，将李启东下降为二甲第一名。因而李启东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上“失落的状元”。如果李启东成为状元，云南学子的状元梦也就提前了370多年实现。

另一位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状元的骆成骧。骆成骧，1865出生于会泽县金钟镇义通河锁水阁南岸，原姓李，七岁丧母，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因生活维艰，时逢四川资州人骆腾焕夫妇来会泽做红绿纸等物的生意，李父不得已将年幼的儿子过继给骆姓夫妇为子。不久，骆姓夫妇带着养子，改名骆成骧回到原籍四川资州。骆成骧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深得骆腾焕的喜欢，在骆成骧9岁骆腾焕将他送到了锦江书院，14岁那年又以岁试第一考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骆成骧在1895年乙未科会试中了进士，参加殿试。光绪帝临轩策问，其策论中“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遂拔置第一，特“钦定第一”，成为头名状元。骆成骧虽然生在云南，但后期均在资州和成都求学，并且以四川籍报考，骆成骧也成为了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

在古代，被点中的状元并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好的那个人，而是由综合因素决定，同时也是实力与运气的结合。明清时期一般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300人左右，按照考试成绩分等级，其中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三人中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几十人到上百人，赐“进士出身”；三甲100多人，赐“同进士出身”。一般由皇帝从一甲当中点状元，也就是说，在金榜公布以前，一甲的3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状元。这些人的出身门第、政治背景、姓名是否谐音吉利、籍地域是南是北、相貌外表、身体素质等都是评判的依据。由于当时的江南学子大多考试成绩突出，而北方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为了平衡各种关系，经常由南北方轮流录取状元。袁嘉谷就是从一甲的几人中经过综合考量后，被评为一甲一等，即状元。当然，如果皇帝对一甲这些人都不满意，还有可能从二甲的榜首中选择状元。

袁嘉谷获得的是“经济特科特元”，而非传统的科举考试状元，所以清朝文状元名单上并没有收录袁嘉谷的名字。然而在云南人的心目中，袁嘉谷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是“独一无二的状元”。

由于城市建设，1953年，昆明状元楼被拆除，成为老昆明人心中的记忆，仅作为地名被保存下来。袁嘉谷的故乡石屏县按昆明状元楼的样子在当地修建了状元楼，并以此为中心建起焕文公园。“大魁天下”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如今依然高悬楼上，成为云南人一段引以为荣的珍藏记忆。状元楼也成为一股激励莘莘学子奋发读书、励志成才的动力源泉。

（作者系昆明市晋宁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