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科以宏文教 闻达兼济乡里

周怡帆

贵州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其“物产鲜少，生计瘠薄，民间无终岁蓄”，故直到贵州建省前，其地官学寥寥，文化教育十分落后。

明代开国，朱元璋即提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明太祖实录》），并于洪武元年三月下令设文、武科举以选拔人才。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废除两思，促成贵州建省，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移民大规模涌入，朝廷即令贵州“设学校，置教官，教民子弟，变其夷俗”，各府、州、县学相继设立，驻地各卫所也开办了学校，“多读书，乐仕进”渐成风气，从此兴学施教蒸蒸日上，贵州之境更是“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矣，文教覃敷，民俗渐化，故士育于学，往往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焉”。

随着教育的兴起，贵州人才渐长。明洪熙元年（1425）九月，朝廷因贵州初建，尚不具备独立举办乡试的条件，令“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贵州学子只得艰辛跋涉，前往湖北武昌参加乡试。宣德二年（1427），贵州布政使司呈奏：“前奉礼部文书，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许于湖广布政司就试，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宣德四年（1429）礼部议准，诏增云南科举额，贵州儒生改就试云南。

然而，寥寥科举额，迢迢千里途！每3年1次的乡试常科，贵州考生仅有3至5人的解额，通常要跋涉2000里左右，加之云贵之地“山路险峻，瘴毒侵淫”，且不少考生家境“贫苦而无以为资”，若遇身体羸弱或染疫病，或亡于途或返回于家者不在少数，在此情况下，贵州学子就试云南第一年，仅1人登第。贵州官员见此情形心痛不已，遂向朝廷反映贵州科考之艰，并申请自行举办乡试。明弘治七年，邓廷瓒请开科，弘治十二年（1499），张淳、焦俊请开科，朝廷皆以“旧制不可改”而拒绝。弘治十三年（1500），钱钺请开科被拒。

尽管条件艰辛，贵州学子依然逐渐通过乡试崭露头角，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六记载：“正德五年，定云贵解额五十五名，贵州取中二十一名”，贵州水德江长官司人田秋便是其中之一。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正德五年（1510）赴云南应试中举，九年（1514）中甲戌科进士，此后从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一直升至广东右布政使。

田秋在京做官期间，心系国家选材，明嘉靖九年（1530），时任礼科左给事中的田秋向嘉靖帝呈《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陈述贵州学子跋山涉水赴考之艰辛劳苦，发出“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之叹，而后又力陈贵州开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就贵州设立科举考场所需经费的筹措等提出了可行性分析和建议：“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每岁不下数百两，思南府又有棉花税，若设一税课司委一亷干府官监收之……只此数项足充其用”。同时以“求才”之由，奏朝廷准许贵州开科，以激励“人益向学”，可谓呕心沥血，竭心尽力。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便将田秋奏疏交礼部复议后下发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令其“勘议”，王杏支持田秋的建议，据实具奏，得到朝廷批准，并定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解额，令“各自开科”，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首开乡试，拥有本省科场。

贵州独立开科取士，所有生员均就近应考，贵州学子无不奋发进取，应试学子暴增，凡试皆有登科入仕者。故此贵州解额不断增加，嘉靖二十五年（1546）增为30名，万历二十二年（1594）增为35名……据载，贵州在明代独立开科前的169年中，仅有27人中进士，独立开科后的107年中增至75人。到了清代，267年中贵州竟有多达641人中进士，便有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之说。

贵州开科以后，“人才联袂而起，俊秀之士比于中州，各方面都涌现一批英才”（《贵州通史》第二卷），清平卫（今凯里）人孙应鳌，明嘉靖癸丑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系贵州入翰林院第一人，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清代更是人才辈出，涌现出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赵以炯，文状元兼留学生夏同龢，探花杨光麟，这便是享誉贵州的“三鼎甲一探花”。铜仁也是人才接连涌现，如以“士大夫能以居乡之心居官，天下必无冤抑；能以居官之心居乡，天下必无请托”为座右铭的陈珊，其子扬产、吴产、周产、荀产等八人皆中科甲，称为“八英”，被神宗皇帝特敕为“西台四杰”之一的肖重望，曾任道光帝师的徐如澍，还有“蓬山留翰、名噪海内”的印江人严寅亮，鸦片战争中镇守吴淞的江宁布政使成世瑄等等。这都是田秋倡举建学、累奏开科后，推动贵州文教中兴的历史贡献。

田秋为官政绩卓著，其不仅开贵州开科取士之先河，还以开发贵州文教而被后人铭记。他曾于嘉靖十年（1531）向朝廷上《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专为务川、安顺、印江上疏建学，朝廷同意了田秋的建议，加大对贵州教育的投入，兴办学校，增加教学点。先后修建了文明书院、铜江书院、石壁书院、中峰书院、阳明书院等学习场所，建立社学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书，从根源上提升了贵州生源的质量。他还在力谏贵州开科之后，多次捐买试卷，鼓励学子上进，并提倡士绅捐买卷田，以解贫困学子应试之忧，因此自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开科，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贵州考生均不用自己出钱购买试卷。此外，田秋还极其重视传承地方文化。嘉靖十三年（1534），思南郡学教授钟添撰成《思南府志》初稿，次年思南府知府洪价将初稿请田秋厘正，嘉靖十五年（1536），经田秋删补定稿的思南府历史上第一本志书面世，成为了当代学者研究思南、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地历史的宝贵史料。田秋逝世二十年后，贵州抚按受诸生呈请，上疏神宗皇帝，于万历四年（1576）在贵阳明远楼竖起田秋牌位，以表世人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