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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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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督河南学政。同治元年(1862年),他被提拔为侍讲,深受慈禧的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以病乞假,旋卒,享年78岁,谥文正,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
《清实录》松筠庵史料
杨椒山祠(松筠庵)外景
李鸿藻
李鸿藻摹刻碑
李鸿藻在京居所位于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7号,该地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相传明代大学士严嵩曾居住此地;另一种说法是明代这里集中居住了绳匠,故名“绳匠胡同”,谐音“丞相”。1965年改名“菜市口胡同”。
这处居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合院,进入大门后有垂花门。走进垂花门,有北房五间,房前有柱廊,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有一棵老桃树,一棵小杏树,各占东西位置,杏树的周围还摆着一圈盆栽牡丹。这个院子就是李鸿藻会客和敬祖先的地方。
由前院通过东北角的夹道,就到了李鸿藻住的中院,院中北面有五间瓦房,是他的卧室,房前有一米宽的柱廊。院子大约十丈见方,院中景致朴素幽静,中间是一棵青松,象征着主人刚直不阿的性格。院落的南屋是李鸿藻的书房——诒研斋。屋内有间隔扇,嵌着两层玻璃,所以又叫“玻璃厅”。李鸿藻就在这里办公学习,写下了许多函札、日记和奏折,闲暇之时还赋诗、习字、作画。
李鸿藻居京为官期间多次到宣武门外松筠庵(杨椒山祠)祭拜,松筠庵位于宣武门以南达智桥胡同。最初为明臣杨继盛(号椒山)故宅,西为谏草堂。“松筠”二字出于《礼记·礼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后常以“松筠”比喻节操坚贞。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明嘉靖进士。他在做兵部员外郎时,因写了《请罢马市疏》,受贬职处分,后再被起用,到职不足一月,又写成《请诛贼臣疏》,历数了严嵩五奸十大罪。后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视死如归,临刑前从容赋诗:“浩然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英勇赴死,时年40岁。其夫人张氏在他被害前曾伏阙上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上奏。同日,她自缢殉夫。杨继盛死后7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垮台。死后12年,明穆宗登基,追赠杨继盛中顺大夫,太常少卿,谥号忠愍。由于北京百姓敬重杨继盛的刚直,尊他为北京地方的“城隍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给谏杨寿楠和都谏李融视察城畿时,访得松筠庵原本是杨继盛故居,于是宗丞曹学敏、司寇胡季堂、阮葵生、侍御郑澂等“会诸僚友,醵金立祠”。从此对其故居进行过多次整修与扩建,并勒石铭记。
《乾隆京城全图》可见到当时院落的布局,寓宅内大堂改为祭祀的祠堂,称“景贤堂”。祠堂坐南朝北,前有山门,门额为曹学敏所题“杨椒山先生故宅”七字。东北角门嵌“松筠庵”三字石额。山门后经过一个院落可抵景贤堂,堂檐下悬“景贤堂”三字木匾,堂内正面挂杨继盛画像、立牌位。堂外置祭祀用的铁香炉。堂南后堂三间改作祭祀杨夫人张氏的处所,内供牌位,在墙上镶嵌着她请代夫诛的奏稿刻石。院内还有厢房和花园,园中有杨继盛的书房和手植古槐,整座院落彰显其为官之清廉。
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景贤堂”内置杨继盛古衣冠彩塑像一尊,代替了原画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松筠庵住持僧心泉募捐修整松筠庵,主要扩建了当年杨继盛书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改面阔三间为五间,进深增至两间,内部宽敞,可作为容纳百人以上的大堂,称为“谏草堂”。次年,在堂西南侧建八角攒尖顶“谏草亭”一座。经过此次修葺,松筠庵面貌焕然一新。
这处一代忠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其后被士大夫们敬慕,经常在此集会,或议论时政,或吟诗游宴。李鸿藻敬佩杨继盛为官刚正不阿、不惧强权、忠心赤胆,常引其事迹为榜样。
彼时正值“同治中兴”,清廷打算重建遭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众人明知不可为亦不敢上奏,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李鸿藻站出来劝谏:“粤、捻初平,回氛方炽,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经过李鸿藻反复劝谏,同治皇帝打消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
通过劝谏一事,可以看出李鸿藻的刚直性格,他经常前往松筠庵祭拜杨继盛。据《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记载:
1889年12月8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晴暖,寅正进内。卯正三刻带引见俞培元、高蔚光、郎中正培;李士瓒、徐培、员外正陪,星斋请假仍余带领,巳刻回寓。午后睡起,至松筠庵布置一切,锡之宴客属代办也。
1893年6月30日(光绪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晴。礼部值日,丑初起,寅正后到公所,四处引见,人来甚多。与芝葊、煦庄、叔平谈工程事,后至提督官厅访子斋、箴亭商酌修工查估等事,叔平亦来共话良久,仍回公所,事下即行。归途诣松筠庵祭杨忠愍公,礼毕,与王觐宸、王晋贤共谈,巳刻回寓。饭后睡三刻许,申刻余寿平来久谈,去后辅廷来。
留存至今的《杨继盛遗嘱》松筠庵本,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刊成。高阳李鸿藻题:“右忠愍公手书遗嘱光绪十三年夏五月公孙馨桂,携来京师吾乡同人虑其久而佚也钩抚勒石松筠庵内。俾与谏草同传秋九月刻成。”
“杨继盛遗嘱”书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分为两段。前段:覆奏,旨下受刑在即,平日相知者固,多而生前面托,面许承当后事。者止后开数人,而衣衾柩葬亦。当随分不可僭逾已面与时左,右宠讲悉男,应尾应箕,可遵而行之。做人居家之法,前卷已备矣。后段:我身干净,不必洗浴,头戴忠静巾身,穿青云、绸圆领、腰系皂、线绦足、穿履鞋、布袜柩,我于城宅葬家。于三年,之后行,状王维津,行实李鹤峰墓志,郑淡泉墓表,何吉阳立传,杨朋石统之者少师翁及云兄。妻子女之,托亦此数公,而李王亲家尤切要。嘉请乙卯月晦椒山顿首祝。
杨继盛遗嘱前字大寸许,后字大如拳,其中所谓“做人居家之法”应另有一卷,现不可见。杨继盛为明代名臣,有其忠直之气,其书法必刚健挺拔,其圆秀更是见此。张伯英评价:“书以退笔为之,具有刚劲之气,殷殷于行状碑志。贤者于身后之名,留意若此。张受之所引二疏稿,其名甚者,此鲜有拓者。大字易于摹勒,不似疏稿之艰于奏刀,其书亦不逮二稿之隽妙,但忠愍亲笔自宝贵。”
松筠庵的历史事件中,最著名的当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30日康有为于松筠庵谏草堂内奋笔疾书而成的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此,松筠庵的名号更为世人瞩目,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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