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味人生》中的饮食书写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刘惠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3日 12版）

《至味人生》 李凯 著 天地出版社

西园雅集图（局部） 北宋李公麟绘选自《至味人生》

由食及史，这是研究饮食历史的传统范式。饮食的历史融汇了生物医药、文学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多元学科的研究范畴。大量学者孜孜以求，在琐细的研究中探寻食物的源起演进，以及饮食背后的政治结构和历史隐喻。但难处在于，素材如何形成逻辑链条，在素材和逻辑上“讲”出故事，从而让故事动听而有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李凯的《至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以下简称“《至味人生》”），就是“讲”的尝试。

《至味人生》一书脱胎于央视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第二部讲稿。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思想史如何复盘就需要花心思。本书既没有局限于以宏大叙事探讨饮食流变，也没有纠结于某一饮食元素的细枝末节，而是进行了一些叙述性的建构。该书打破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发挥了历史学“以小见大”“立地顶天”的优势，把物质文化与历史演进嵌合起来。14位名士是经线，他们的日常饮馔是纬线，研究性叙事是血肉。借助“吃”，将千古名人、饮食、典籍、社会空间揉在一起，“讲”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

一幅立体的饮食画面，要通过“人”的生活动态予以呈现。“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第一要素，然而在“分析化”的现代史学中可能被人忽略。历史学家并不是摄影师，而是画家，对自然景象不是一一摘取，而是基于新异、审美、伦理、文化价值进行遴选。这意味着“人”的现实渊源总是选择内容的标准。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大江南北之后，关于“吃”的著作陡然增多，在古今饮食工艺流程上寻求看点，已属不易；那么从“吃”看“人”，从“人”看社会的思路就必不可少。并且，需要作者从大人物与常识入手，另辟蹊径又不能故弄玄虚，才可能“新”而不“异”，从而易于大众接受。作者抓住善于调和五味、将烹饪之技与治国之术融通的伊尹，以战国策士的历史背景与古史“层累”的思路来诠释他；作者把“茶淫橘虐”的张岱、休闲文化的领军人物李渔，以及能对厨师“执弟子之礼”的大学者袁枚，放置在明清鼎革与新思想萌动的背景下考察，很有历史的厚重感。这些大人物也是“人”，更是历史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活动同样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正如作者所言，“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作者对饮食背后的细节作了窄而深的叩问，这是书中引人入胜之处。作者结合《楚辞》等文献、战国帛画等图像史料和马王堆相关考古资料，向读者生动呈现了屈原形象的另一面：瘦骨嶙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同时，也同样爱“肉”，谙于钟鸣鼎食的生活。这符合他楚国贵族的身份，与他追求高洁的精神气质并不矛盾，后者正是对前者的超越。作者抓住了大文豪苏轼《晚香堂苏帖》中的《献蚝帖》，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追寻苏轼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天涯海角白手起家、苦中作乐的生活经历和天真烂漫、百折不挠的精神面貌。尤其作者陈述苏轼在海南栽培青年俊秀姜唐佐，留下“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的典故；诗句直到姜唐佐及第以后由苏辙补全，其时苏轼已然作古。令读者感慨的同时，苏轼的忠纯和伟岸在沧桑中凸现出来。作者叙述蔡京把宋徽宗的盛宴上升到理论高度：“丰亨豫大”——不尽情享受，那是违背天意；靖康之变后徽宗皇帝沦为囚虏，不禁发出“玉京曾记旧繁华，万里帝王家”“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 花”的怨语。前后反差，不胜唏嘘。

作者的研究性叙事是有趣的。一方面，他引用了大量官私史书、笔记、小说、文集等传统史料，善于利用甲骨文、简牍以及考古报告等一手史料，考订翔实、论证充足；另一方面，作者重视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引用了顾颉刚、章太炎、梁启超、向达、陈寅恪、晁福林等学人的观点并进行论述，以学术讲人生，言简意赅。比如针对《关雎》中青年男女的身份背景、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发明豆腐的人是不是刘安等大众感兴趣的话题，作者的阐发就有深度。此外，作者还有一定的中医理论与医疗知识储备。比如，基于“食医相通”叙述古人的养生知识，论及若干食材与经方的临床价值等，这些内容都呈现出作者的知识结构，构成了“有意义的细节”。英国史学家奈米尔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纲领，兼具有意义的细节；必须避免的，是无谓的叙事。基于此，有学者指出不作无谓的叙事，只有在叙事与解释冶于一炉时，才大致能做到；历史不流于年鉴或断烂朝报，胥系于此。作者把叙事和解释融合得较为自然，名士、饮馔和研究性叙事交错在一起，解释引领叙事，叙事辅助解释，有骨肉相连之意。如作者叙述“老饕”张岱在明亡之后的遗民之恨，引其《自为墓志铭》“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之言，与先前钟鸣鼎食、酒醉饭饱、书蠹诗魔的状况如同天壤。这是张岱晚年的叙述，又何尝不是对先前“茶淫橘虐”的诠释呢？这样读者自然体会到士大夫奢侈精致，不过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罢了。在诠释过程中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侧影背后的大环境、总原因和发展轨迹。诚如晁福林先生所言，从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碎片，对历史教育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历史的教育价值在于明理。饮食除了满足个体口腹之欲之外，还存在更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尤其是超乎经验的人生哲理。其中政治史是历史叙述的主干，作者特别留意。该书看到了作为美食家的宋徽宗对中国传统宴会制度的创新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又自然而然地揭示出盛宴背后的宋王朝的危机，从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作者讲述曹操酿酒的故事，突出他和汉献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能体会到即使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需要“借势”。该书着眼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剖析《洞冥记》中善苑国供奉给汉武帝螃蟹故事的真真假假，解读出中原和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往来；聚焦于《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的西域农作物，折射出汉家文化的恢宏气度。书中讲述唐玄宗与胡饼、羊肉、胡酒的故事，试图揭示盛唐时期胡汉一家的文化盛况，呈现出唐王朝的多元文化构成以及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气度。作者在社会“大历史”下讨论人物的“小历史”，如借助饮食、结合中晚唐时期的动荡政局讲述杜甫的萍踪浪迹，揭示“大历史”中的人物命运沉浮。唐玄宗在“渔阳鼙鼓动地来”之后，拿到胡饼也狼吐虎咽，径直逃难到蜀中；宋徽宗被俘虏到北国时，看到包裹“茴香”的纸张居然是儿子赵构登基的文诰，不禁喜极而泣，感慨道：“夫茴香者，回乡也，岂非天乎？”这说明，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唐玄宗、宋徽宗，在兵燹中也照样仓皇狼狈，此时个体生命如此渺小，带有很强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

突出中华文化的合理性，为现代中国人寻求精神家园，是本书的出彩之处。书中着重介绍豆腐，从淮南王刘安的求仙偶得，到寻常百姓的盘中餐，蕴含着王谢堂前燕的沧桑，也流露出古人巧妙地利用自然、在实践中寻求食材的智慧。作者勾勒出古人丰富多元的交流空间，如以江南文人张岱为代表的晚明缙绅，把美食和文人生活融合，催生出了茶会、蟹会等饮食空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致生活方式，不仅“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社会风俗，引领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尚，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可见，“王道本乎人情”“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种别致的样态。在“吃”的叙述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字里行间深厚的中华文化认同。

《庄子》说：“道不欲杂”。为了提高可读性，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尽量脱去晦涩难懂、理论艰深的学术论述，在叙事风格、语言习惯和图文呈现方式等方面，力求干净简洁，有干货、有思想，但不故弄玄虚、故作深刻。作者以“孟子不信邪”“有好吃的，回来吧”“不死药的乌龙”“不‘远庖厨’的曹操”等小标题，采用诙谐俏皮的方式来点题。该书回避了晦涩的古代礼俗制度的阐释与考证，尽可能讲述历史故事浸润伦理、审美和价值；以研究性的叙事方式，深入浅出地传达了学术信息；反复打磨史料译文，用通俗易懂的词语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兼顾了趣味性和学术性。

（作者：刘惠，系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