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先知先觉的思想家

本文转自：岳阳日报

□孟 泽

郭嵩焘的思想，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为近代士大夫中一位“独醒”的先知先觉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倡导者。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郭嵩焘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 1880年，在长沙，郭嵩焘参加的一个聚会上，民国后还被聘为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曾几何时，中国文化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韩愈的文章，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这样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自然，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而不是认同，对于洋人，人们“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

其次是关于商人、商业的。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作为统治的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他们家曾经富裕，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而且，从出道开始，他就替曾国藩理财，尽管持身俭朴，律己严苛，但懂得流转的必要，懂得交换的好处，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出使之后，郭嵩焘更觉察到，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作为官员，郭嵩焘认为，通商造船，不能“官样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利未兴而害见焉”。西洋“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那么，对于当局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而让郭嵩焘懊恼的现实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

再次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李鸿章一直欣赏他在办理洋务方面的才能。郭嵩焘在英国时，李鸿章极力维护保全他，郭嵩焘心知肚明，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

最后是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好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郭嵩焘深以为然。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之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