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笔下的李公是怎样的呢

在国人眼中，李鸿章的名字几与“卖国”划了等号。这种看法，初看似有几分道理，中国近代以来割地赔款的历史，好像就是由李鸿章开始的。然而，这样看，未免把一部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梁启超所著《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恢复了李鸿章的本来面目，属史家传记的严谨作法，而非小说家的虚构、演义和夸张，更非影视剧编导戏说的漫画化、脸谱化。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历1901年。一百多年过去了，打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却有一股浩浩大气充溢书页。

李鸿章命途淹蹇，并非自与外洋签定那些为其招来谤名骂名的条约始，他遇曾国藩之前，宦途并不通达。在梁启超看来，中日之战“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在国人心目中，李鸿章的“丧权辱国”“卖国”，也由中日甲午之战而发端。

甲午之战，未战而败局早定，定不在战，而在备。有关此役，各家著述、影视甚多，细节无须赘叙。北洋海军军费不足，慈禧太后把军费抽去建颐和园，为她的六十岁寿辰铺饬开销，人所皆知，梁启超对此没有着笔。《李鸿章全集》中有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所上的《请拨海防经费折》，奏折言道：“内地军需或可布置于临时，补救于事后，海上设防，船须预订，械须预购，人须预练，且邻衅一开，各国军火均不能购运，全在绸缪于未事之先。”更早于此，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便奏道：“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李鸿章实实不可谓无远见，其尽心尽力报国之忱也跃动于中。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北洋海军军费抽去为庆贺一个“妇人”的生日，甲午之战不败也就怪了。此战，固有慷慨歌泣之章，梁启超慨然写道：“……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梁启超也为北洋淮军仗义直言：“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自然，梁启超也不掩批判锋芒，对此役中李鸿章战略战术之失策痛下酷语。在梁启超看来，此役李鸿章有不可能辞其咎者十二。然而，“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原因无他，“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焉。”这便是船坚炮利打开国门、落后便要挨打的道理了。

百年来令国人不能释怀的不止是海战的惨败，还有战后的割地赔款吧。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岛等地管理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成为国人永远之痛，创在心头。李鸿章“卖国”骂名也由此招致，因为是他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签订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再由光绪皇帝批准，在烟台互换约文，和约生效的。看过《马关条约》全文，除了感觉到屈辱之外，大约谁都会凭条约而想象李鸿章在日本的行止形象，那该是一副媚态怯相吧——其实这种想当然的想象是大谬不然了。

李鸿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一言以蔽之？恐怕很难。“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李鸿章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家藏有拓本兰亭序，每晨必临一百字，临本从不示人。以此为养心自律之一法。其待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李鸿章父事曾国藩，他是视曾国藩为恩师的，他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道德，能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多少人前恭而后倨，负义之人日多，怀恩之士日少，当今时世，李鸿章的为人，让人肃然起敬了。

梁启超本为李鸿章作传，却题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因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大事，皆与李鸿章有关，李鸿章是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非但如此，“自李鸿章之名再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李鸿章逝后，“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李鸿章临终未尝言及家事，唯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李鸿章为国尽心，以至于是，足可列于历代忠臣之列，而无愧色了。我们不能要求李鸿章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不为一姓皇帝服务。然而，梁启超对李鸿章仍以两言以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这样的断语，也许会有人不能接受吧。“不学无术”的朝廷重臣，凭什么参与四十年来那些重大事件的谋划行动呢？他不误国又待作甚？梁任公所下之语，莫非也是“酷评”？梁启超心目中的学术，该是他的老师康有为的那种学术和思想吧，这样要求，李鸿章自然是不够格了。不过，任公似乎忘记了，至少在中国，为大臣为重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学术和思想，就连得了天下的皇帝，也是刘邦那样的“市井无赖”，而不是学富五车的什么学者思想家。

梁启超批评李鸿章“不敢破格”，是基于这样的英雄史观：“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李鸿章充其量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金章临终时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叹曰“两宫不肯回銮”，指的是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和光绪帝逃往山西的一段深痛的历史。“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拥两广而成一独立王国，诚然或可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然而，那不是李鸿章所能为，那是被称为“乱臣贼子”的行径，李鸿章岂肯。那样的事情，须留待孙中山去做。孙中山要做的不是在帝制下另立一小王国，他要推翻中国的几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那是天翻地覆的革命，又是梁启超所不能接受的了；梁启超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那是别人为梁启超作传要写到的了。

梁启超为李鸿章遗憾者也多，慨叹者也多。历史，不仅仅是李鸿章相系的晚清四十年来的历史，留下的遗憾和慨叹还有多少！

李鸿章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无数朝廷重臣多少如椽巨笔都付于了东去之逝水。“看闲书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其原因不是别的，只在于古人所历正仿佛今人所历，历史的重复历史的相似是那般惊人，惊人亦复忧心，我们的眼泪往往不是为古人而掉，恰是为今人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