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壬辰倭乱与明军南北兵之争

平壤之战后不久，李如松率北军连下白川、开城、坡州，直逼王京。可惜的是，一连串的胜利使得李如松轻敌冒进，最终在王京城外碧蹄馆陷入日军四万大军重围，虽得杨元援救后成功突围，但最终也没能继续前进拿下王京。

碧蹄馆一战后，明军士气大减，李如松率军从坡州一路撤回开城，又因为粮草、士气等原因最终退回了平壤。辽东经略宋应昌知晓此战后，斥责李如松“轻犯敌锋，几致不测”，宋应昌在他交给兵部尚书石星的报告里也表达了对李如松的担忧：“某闻之惊骇特甚，嫌其孟浪”。此战后，留守开城、平壤的南军各部对李如松更是大加挞伐。

“前日碧蹄之战，若大军前进，尽杀倭奴，则国王可安顿王京，天兵亦已陆续回还，而提督轻敌贪功，不带南兵，只率家丁，几死贼手，大败而退。误了一场事，自后畏俲，无前进之心，甚欲班师，而不得擅便。”----《朝鲜王朝实录》

前有平壤城下分功不均，现在李如松又不带南兵，贪功冒进以致有此大败，后方南兵对北兵的态度也可想而知了。南军将领骆尚志带头批评李如松贪功，而且还说如果不是他李如松不带大军前进，王京现在早就是明军囊中之物，各部将士也早就可以回国了。甚至于他还在朝鲜人面前指责李如松在攻平壤时滥杀朝鲜百姓，意图扩大李如松罪责。碧蹄馆之败后，南军千户吴惟珊在平壤极力夸大明军损失：“斩倭仅一百二十余，天兵死伤一千五百”。南军将领王必迪更是当面斥责李如松此举“不智不仁不信”。南军这些指控虽然看似矛头直指李如松，但实际上给整个北军在朝鲜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况且这些指控，也不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譬如骆尚志所说李如松应该领全军进攻王京一事，在当时其实就是很难做到的。明军在拿下平壤后立刻就陷入了粮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领大军突进是极为不现实的，只能一边等粮食运到，一边让小股部队向前试探。至于攻平壤城时滥杀朝鲜百姓，虽然却有其事，但当时明军最主要的目标是杀伤日军，因为火炮和纵火造成的朝鲜人民伤亡再怎么样也比不上日军。再比如吴惟珊所说明日两军战损数字也不足为信。吴惟珊本人在碧蹄馆之战时全程都没有离开过平壤城，他怎么可能知道前线的具体情况。倒是王必迪骂李如松本人“不智不仁不信”算是骂到点子上了，李如松听了以后自知理亏，只能虚心接受，也没多说什么。

碧蹄馆之后南军掀起的这一阵骂战，直接原因就是先前平壤城下分功不均。然而，受这些职责影响的不仅仅只有北军自己，朝鲜史料在记载时也大多受到了这些言辞的影响，造成北军和李如松的形象在朝鲜史书中被一再贬低。

反观李如松这边，在碧蹄馆之后，李如松领军一退再退，战意全无。朝鲜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停地催促明军再次出战。而此时在李如松眼里，朝鲜人大概是最没有资格催他出战的。在李如松退回开城后，明军的补给线也已经是彻底崩溃了：“春路泥泞，又多水田，不能随意进退；粮草缺乏，人饥马疲，马死者多至一万四千”。明军中大量马匹饿死，伤兵也吃不上饭，然而补给却迟迟不到，就连后方的平壤城里，军马都在挨饿。而这一切都源于朝鲜运输工作不利，后方宋应昌调集了十数万石粮食，死活卡在边境中转运不上去。明军现在先头部队有两万多骑兵，人和马都吃不上饭，怎么可能还能打仗。面对朝鲜人的不断催促，李如松不予理睬，打算直接带着人撤回平壤去。

“俺非不欲为，但经略令我往平壤留待云。”

“前在开城，吾岂欲撤兵而回？经略强我回来，故不得已来。且刘员外、袁主事，亦与经略同心，主和不主战，大概文臣主和，武臣主战，古之道。”

“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请于经略，催兵进剿，而经略以为‘讲和则朝鲜可以无忧’云。”----《朝鲜王朝实录》

李如松知道现在朝鲜人不待见他，所以他在撤兵时把宋应昌抬了出来，说是宋应昌下令让他撤的。然而朝鲜人依然不依不饶，柳成龙甚至在李如松要走时死死拉住李如松所骑之马的缰绳不让走。最后没办法，李如松只好找了个空，趁朝鲜人不注意，带着人马奔出了开城。

下面虽然折腾得不可开交，上面人的心里依然还是和明镜似的。

“独攻城时李如松弹中马倒，李如栢弹中盔穿，百死一生，彼兄弟者犹能奋不顾身，鼓众却敌，乃諠传者徒以妬臣之故，掩其百世之功，忍矣。在如松世受国恩，当置不较，若将领如杨元、张世爵、路尚志、钱世祯、吴惟忠、李芳春等奋勇登城，挥戈直入，身冒失石，甘蹈涂膏。”----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

宋应昌虽然说李如松此次轻敌冒进，但是依然认为碧蹄馆之战并不是大败，相反在李如松带领下，这场战事真正展现了大明军队强悍的战斗力。而且他也并没有利用这一件事清算李如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也陈述了李家兄弟作战中的勇猛表现，并给予了北军将士充分的肯定。可以说，宋应昌是此次东征战事的总指挥，他此时所作所为也是从大局出发，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而李如松与宋应昌类似，他是辽东集团、乃至整个北军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他的处境，比宋应昌更加麻烦。既要满足北军集团的利益诉求，又要统筹南军共同作战。可怜李大提督，骁勇一生，一步有失，就被人骂得里外不是人。这样的状况，在明、朝两国的史书记载中也可见一斑。

朝鲜

朝鲜人心目中南北军之间的差别，入朝之前就有了。从嘉靖朝开始，南军善战御倭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所以在明军入朝前，朝鲜人就对南军有先入为主的好印象。明军在渡江时，朝鲜史书记载南军“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便捷，多带倭铳筒火砲诸具。其人皆轻锐，所着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言语间不难看出他们对南军的印象。而壬辰倭乱时期入朝的南兵总数不过五六千，朝鲜大臣却说“南兵，一当百云。”、“，则虽五六千，可以有为。”，可见朝鲜国朝堂之上对于南军的战斗力极有信心。而对于北军，更多的是“辽广之人，与键无异。必当凭陵横暴，侵扰公私”的批判和“只知防胡而已，未惯与倭战”担心。

平壤大捷后，朝鲜认为这次大胜南军功不可没。而北军的形象也在这场大捷后得到了改善。朝鲜史料记载，平壤战役中“总兵李誓师慷慨，义气动人，军行所过，秋毫无犯，临阵督战，身先列校。至于铅丸击马、火毒熏身，色不怖而愈厉。”。朝鲜记录中此时的北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在李如松的管束下也和南军一样军纪严明，并认为此战“专是李提督之功”。后来甚至有人建议为李如松设立宗祠，建立雕像，以表感谢。然而对于南北两军都如此正面的记述，在碧蹄馆之后，便不再有了。

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一心想着撤退，不再进军。在朝鲜人看来，这可是坏了他们“复国”的大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南军在朝鲜官员面前对败退的北军多有诋毁、夸大抹黑之词，对李如松也是多有批判，甚至都有抹了李大提督平壤“拔城之功”的势头。这样的情形下，朝方对北军的记录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仅李如松平壤的战果被认为是明军军势和南兵力战的结果，还记载李提督论功不均，北兵军纪散漫等等。除了翻这些旧账，李如松本人也被评价是“平生惯与达虏相战，不惯于御倭。其一鼓胜平壤，皆是南兵之力也。”。现在看来，之前朝鲜记载北军在李如松管束下军纪好转，可能也只是为了给李如松一点面子，方便他们催促明军出兵，所以明军一旦有败，相关记述立刻又变回了“南人则给粮之际，亦不杂乱，而辽、蓟之卒，与猹子无异，将官亦任其恣取，难于禁断”。

与此同时，南军虽然在后方没有参战，评价却一路走高。一方面，朝鲜一向认为南军“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砲，枪、刀之技皆胜于倭”，北军既有此败，又不愿出兵，朝鲜战局只能仰赖南军；另一方面，南军虽然留守，但是战意正盛，因为之前平壤论功一事正憋着一股劲，北军这一败，正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所以即使在碧蹄馆之后，明军前线粮草不济的情况下，南军依然主战不主和。相比之下，李如松有主和之意，自然不讨朝鲜人欢喜。朝鲜人心里，和日本人的仇那是“不共戴天，万世必报”。于是此时主战的南军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自然评价甚高。直到明军撤退回国，朝鲜依然要求留一支南兵来协助训练守城，其对南军的敬佩程度可见一斑。

结语

一场倭乱，一支军队，两个国家，除开战争本身，还能牵扯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明朝的党争已经可以说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大明、朝鲜、李如松、宋应昌、骆尚志、吴惟忠…大大小小的组织与个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拉扯之中。当时的大明军事实力固然强盛，可是古语有云：“见微知著”。纵使大明有横扫天下的军队、忠贞能干的臣子、勤劳肯干的百姓，最终也不可能经得住如此内耗。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党争的存在，才最后让萨尔浒一战成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天下军马精锐尽失，数百年积累付之东流后，对于内部千疮百孔，外部面对女真强军的大明来说，再无中兴的可能，灭亡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看来，万历年间的抗倭战事，也是明帝国最后的荣光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