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第一强军军备废弛”的真实原因

文/信国公汤和

明末的“辽东边军”在网络上被演绎为“关宁铁骑”，被视为明末第一强军，与事实极其不合。实际上，明朝中晚期的戚家军是超越时代的军队，远胜于包括关宁军在内的所有明军，但是戚家军遭到关宁军嫉妒，被明朝消灭了，明军从此不堪一击，丝毫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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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及网上的讨论中，多将辽东边军视为“明末第一强军”，但从壬辰倭乱前后的表现来看，这一赞誉恐怕要打上许多问号。

本文以朝方的宣祖实录、燕行录同中方的史料结合比对，分万历朝战前、中、后三个阶段为大家展现当时人们眼中真实的辽东边军。

万历朝战前

将领腐败、军备废弛

万历朝战前，朝鲜著名文臣赵宪（1544—1592）和许葑曾于万历二年（1574）出使中国，他们曾亲眼目睹了李成梁家族贪污腐败的状况：

李总兵之子昨发辽东，宿牛家庄，今向广宁，其发军护送者几三百余人，威仪极盛。有一老人指之曰：“彼甚么大官，而乃如是惊天动地耶？”……今总兵子只一廪膳生员也，乃微乎微者，而多拨军夫一至于此，废王法逞私情之态甚矣。（许葑：《荷谷朝天记》）

无独有偶，万历十五年（1587）出使中国的裴三益，提供了类似的情报，他在自己称颂李成梁的场面诗后附上一句小字：“时李已老，且营产云。”委婉告诉大家李成梁为自己聚敛家产的事实。

裴三益还提到了辽东另一位军阀杨照家族的情况：

沙岭备御官作怒，自盘山骑下，船自以为已物，亲率军人，尽行夺去。至欲杖打通事，困辱百端，其无理甚矣。盖此人乃杨总兵照族侄也，或云自备船只，贩卖于往来行商，受其直，故至于此云。以无行船留。（裴三益：《朝天录》）

沙岭、盘山，即今天辽宁盘锦市盘山县的沙岭镇，位于辽河左岸。这位杨照的族侄，凭借自己沙岭备御官的便利，靠水吃水，经营起了过河的生意，甚至连朝鲜使臣也不放过，将其船只尽数抢去，其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辽东边军不仅将领腐败，其军备废弛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

赵宪曾细心观察过明朝的边防制度，他认为“烟台”这一设置极其精妙，“其养兵之劳、守边之策可谓至矣”，但夸奖一通后，又话锋一转，描述起辽东边军实际运行的情况：“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絷缚，鱼肉而已。”（赵宪：《朝天日记》）

“不敢发一矢”是当时的普遍情况，赵宪和许葑沿路看到了许多嘉靖朝“达贼”劫掠的遗迹，如闾阳城，嘉靖三十九年（1560），“本国使臣吴祥入此时，有达贼来围，不知几万”，守城明官军欲逃，我国通事官崔世协厉声告之：“弃城之罪可斩。”守城官军“惶恐惟命，遂闭城固守，贼中片箭而退”。

此外中后所、制胜铺、甜水站等处均是如此。

进入万历朝后，辽东边军军备废弛的状况也没有改善。裴三益途经广宁高平时，了解到当地“前月，达贼抢虏人民千余，头畜百余。”至杏山高桥铺时，又听传闻：“上年六月，达贼陷城，焚荡无余。”

也就是说到万历十四至十五年时，蒙古人仍在辽东来去自如，此时距离壬辰倭乱爆发仅有数年。

李成梁的所谓战功水分极大

万历朝战中

争功冒进，战力可疑

万历朝战爆发后，最快抵达援朝的正是辽东边军，即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等人所率领的先头部队，但其表现却不理想。

入朝后，祖承训部队轻敌冒进，“不遵相机进止之谕，而贪功取败”，在敌情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直趋平壤，结果遭到惨败，“史儒、张国忠、马世龙等俱伤，官兵多损。”（《明神宗实录》）

惨败之后，祖承训“一日之内，疾驰到大定江，将全军回去”（《李朝实录》），其表现更令人大跌眼镜，是典型的顺风敢打敢拼，逆风龟缩不出。

如果说前期作战不利是因为被朝鲜情报所误导，那后来逃命般的行为实在是无可辩解。正如言官弹劾称“令全辽丧气，倭势鸱张”，祖承训的举措给明军开了个坏头。

事实证明，仅靠辽东边军，完全不可能实现抗倭援朝的目标。明军需要等到各地援军集齐，才能逐步压制住日军。

而第一阶段朝战中最重要的胜利“平壤大捷”，实际主要依靠了“南兵”（主要是浙兵）的力量，这有中朝双方史料共同证明。中方史料《全边略记》记载：

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谕诸将无割级，南将吴惟忠奋勇登城，倭退保风月楼。夜半行长履兵渡大同江，还龙山。

《李朝实录》对南兵的表现记载更为详细：

提督手斩怯退者一人,巡示阵前,提督（李如松）挺身直前,呼曰:‘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吴惟忠中丸伤胸,策战益力,骆尚志从含球门城,持长戟负麻牌,耸身攀堞,贼投巨石,撞伤其足,尚志冒而直上，诸军皷噪随之，贼不敢抵当。浙兵先登,拔贼帜,立天兵旗麾……是战也,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

吴惟忠、骆尚志都是南兵的重要将领，南兵是攻城获胜的主力，“故得捷赖此辈”，至于辽东边军发挥了什么作用，双方都没有提及。

平壤之战后，辽东边军再次发扬了贪功冒进的优良作风，这次直接由战场最高指挥官李如松带队。《朝鲜实录》完整记载了前后过程：

李提督既拔平壤,乘胜长驱,正月初十日,夜入开城府。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骑千余,提督即麾已到之兵,进阵于野,与贼对阵。贼遂乘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李备御、马千总,皆死于贼,提督下马痛哭。碧蹄之败,死伤甚众,已而清正还自咸镜道，合阵于京城，贼势益盛，提督因此不敢为再举之计。

结合中方的《万历三大征考》、《万历野获编》等书来看，当时李如松的部队大概是自己直属的2000到3000精锐家丁。

他原本以为可以凭借这支精锐力量乘胜追击，一举击溃日军，孰不料日军还有后手，主力部队尚在，因此在碧蹄馆硬碰硬打了一仗，导致其家丁损失惨重。

碧蹄馆之战

李家军得不偿失

这里需要简单分析一下李成梁家族究竟能掌握多少家丁。

据马楚坚《明代家丁起源及特质》分析，明代额军与家丁的比例大概是10:1。而嘉靖《辽东志》中记载辽东马步军额合计近九万，《筹辽硕画》则载萨尔浒之败后山东布政司照磨董启祥上疏言：“辽镇额军八万有奇。”同时的浙江道御史江日彩则称：“辽东额军共九万四千有奇。”

可见，抗倭援朝时辽东额军大致在九万上下，依次推算，整个辽东各将领所拥有的的家丁不会超过9000人，李成梁家族的家丁应不过4000人。因此，李如松在碧蹄馆所率领的家丁就是其家族的主要力量。

正因如此，在碧蹄馆遭到惨重损失后，李如松便“不敢为再举之计”，因为李家积攒数十年的精锐已损失不小，如果再继续折损下去，必将丧失纵横辽东的资本，无力再指挥辽东各将领，家族的势力地盘也很可能被吞并。

所以到万历朝战的中后期，我们基本看不到李家的部队有什么表现，基本诠释了什么叫做“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则惜身”。

有了第一阶段朝战的表现，朝鲜人对明军各支部队的情况可谓知根知底。因此第二阶段朝战爆发时，朝方很不愿意让辽东边军作为援救主力，而希望另调派南兵。

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鲜使臣权挟在与时任兵部侍郎李桢谈判时提出要求：

小邦山川险阻，稻池遍野，辽兵虽往，不便于驰骋。伏望老爷矜怜，另发原调见在近地南兵，并运该支粮饷，须于数日内打发，则犹可及救也。”（权挟：《石塘公燕行录》）

朝鲜多山川，少平地，不便骑兵作战，这自然是客观的地理常识。但鉴于朝鲜使臣希望“数日内打发”，能够最快赶到的无疑还是辽东的骑兵。

同时，辽兵并非全为骑兵，大部分部队仍然是步兵为主体。但权挟却坚持要求“另发原调见在近地南兵”，显然是因为不信任辽东边军的实力，而希望调派战斗力更强、此前表现更好的南兵入朝。

第二阶段朝战的进程果然如朝鲜有识之士所料，辽东边军在蔚山之战中又有“精彩表现”。

以往研究者多利用朝鲜史料对杨镐有所平反，认为蔚山之败不应归咎于他，相关负面记述是中国史料的“建构”。

但我们细看朝方资料，其实同样记录了杨镐结交李成梁家族，战争中重辽东边军而抑南军及其他客军，以致贻误战机的内容。

例如，《李朝实录》中也记载蔚山之战中杨镐下令退兵，贻误战机：

杨经理、麻提督进攻蔚山贼营，不利引还。时贼将清正筑城于蔚山，为久留之计，经理、提督潜师掩击之，贼披靡不能支，奔入内城。天兵夺贼外栅，贪虏获之利，不即进军，贼遂闭门固守，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克捷之后，乘胜直捣，则有如破竹之势矣，而反自鸣金而退，军情皆以是归咎于经理耳。

蔚山之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乘日军立足未稳的攻城战，第二阶段则是攻城失败后的围城战。

朝鲜史料提到的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内城（岛山倭城）的事件发生在第一阶段，当时南兵将领陈寅、茅国器已经攻破了日军外围防线，正要趁机仰攻岛山城，却“忽鸣金而退”，原因是“镐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明神宗实录》）。

朝鲜史料虽未提及是因为争功而退兵，但也证实了杨镐有偏袒辽东边军的情况：“大概经理之为人，性禀颇欠周详。南、北军兵待之，不能脱彼此形迹，故南兵皆怨之。”（《李朝实录》）

可见，杨镐本人在蔚山之战中因为偏袒边军、打压南军而导致贻误战机，是中朝史料所共同证明的事实。

从以上三个与辽东边军有关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共同特点：

一旦看到有争夺功劳的机会，辽东边军立刻精神百倍，甚至贪功冒进。而到了真正需要打硬仗的时候，辽东边军又往往拿不出值得一提的表现。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蔚山之战中均是如此。

万历朝战后

每况愈下，士卒疲敝

朝战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鲜使臣赵翊途经辽东，所见景象触目惊心。一则是边军已经拖欠饷银数月：

二日宿抚宁县，路有一卒，言自东事始起之后，中国军兵久疲征戍，继有播酋之反，征东之卒又移西路，帑银已竭，太仓吿罄，各处军兵已阙资粮迨至三月，多有怨怼之语，中国气象亦可想矣。（《皇华日记》）

二则是蒙古人的抢掠愈发肆无忌惮：

六日到杏山驿，驿西二十里外四千鞑子时方抢掠云，为行事不无戒心，以此驿路极凋残，夫马枉枉或阙，亦可悯也。（《皇华日记》）

连年战事，国库空虚，辽东普通士兵的军饷已遭到拖欠，但将领之腐败并没有收敛。朝鲜使臣闵仁伯尖锐揭露辽东将领之腐败：

“二十七日到三义河辽西协守副总兵刘孔胤罢还，路出于此，军容姬妾之盛，殆不减于我国国容。”（闵仁伯：《朝天录》）

表面上是夸赞辽东边军军容之盛，但将姬妾与军容并提，其中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到万历三十年（1602）时，盘山城已无人驻防：

抵盘山，行四十里，城北望有山曰黑山、歧山、蛇山，皆医巫闾（山名）之东支也。城陋且无军马，如过警急，束手无策矣。（《壬寅朝天录》）

这里的盘山正是前文所提到紧靠辽河的盘山县，是通过辽西走廊的必经之路。万历朝战前，还有沙岭备御官驻扎在此收过路费，但朝战之后已经无人驻防。这基本反映了朝战之后辽东各处次要据点的普遍状况。

总之，从万历朝战前后的表现来看，辽东边军真实实力比较差。所谓的边军精锐，其实只是辽东各将领的少量家丁而已，对辽东边军实力提升极为有限，不能代表辽东边军的普遍情况。

明军将领养家丁的做法

是失败的军事制度最失败的注脚

同时，这些少量精锐又是将领们赖以维持地位的资本，因此他们善于打顺风仗抢功，却在真正需要打硬仗时龟缩以保存实力。

这种作风的形成与明朝后期恶劣的军事奖惩规则密切相关，更是导致后来辽东几次重大军事失败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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