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千抗日英雄惨死自己人之手，为何连皇帝都叫好？

在明朝后期相对晦暗的对外战争史中，戚家军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流星，驱散了病重的明朝身上那些许沉沉暮气。

当倭寇肆虐，大举抢掠沿海城镇时，是戚继光带领的这支部队成为了南方明军的模范，戚家军不仅靠着较高的训练水平和不怕牺牲的浴血奋战，巩固了大明的东南海防，还积累了大量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以及较为先进的军用器械，一扫自朱棣带着北方明军靖难以来，百余年间南兵偏弱的刻板印象。

图为反应抗倭战争的绘画

而当丰臣秀吉鬼迷心窍，日军倾巢而出进攻朝鲜时，这只能打的铁军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为了国家的安危跨出国门，再一次与日军以性命相拼，与北方明军一起，将日军杀得节节败退。这些在东南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戚家军官兵，大部分此前正在西北驻防蒙古入侵，属于戚家军中的骨干，更是支撑明朝社稷的栋梁。

然而在平倭援朝战事进展相对顺利之时，作为北军最高指挥官的李如松轻敌冒进，仅仅携带自己的家丁和少数北军前出，在碧蹄馆与日军遭遇，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援军拼死阻击下，才得以和敌人脱离接触，撤回驻地。

此战无疑大大延缓了明军的进攻势头，给了一路败退的日军喘息之机，而明军粮饷不济，士卒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李如松拒绝了朝鲜继续南下收复王京的请求，而是答应了与日军讲和。

戚家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撤回了国内的蓟镇修整。

图为影视剧中的戚家军

然而，这些刚从异国回到故土的戚家军官兵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没有牺牲在砍杀倭寇和日军的战场上，没有因为饥寒和疾病倒在贫瘠的朝鲜，而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大明蓟镇总兵王保，也就是大明自己人手上。

1593年十月的一个寒冷的清晨，蓟镇总兵王保把自己制下的戚家军官兵骗到了演武场。数月没有领到粮饷的官兵们身着单衣，瑟瑟发抖，并未携带武器的他们以为终于能发饷了，然而随着王保一声令下，等待他们的不是雪白的银两，却是明晃晃的屠刀。

史料记载，王保当场斩杀戚家军数百人，之后又以各种其他理由，配合北军其他将领，前后杀害戚家军三千多人，幸存的戚家军被直接赶回原籍。

图为反应明军火器的绘画

那么为什么这些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会死在“自己人”手上呢？

首先，从最直接的动机来看，明朝朝廷拖欠戚家军官兵的军饷数月之久，之前为嘉奖南兵而应承的涨薪更是无从谈起，戚家军撤回蓟镇时已经是饥寒困苦，处于哗变的边缘，蓟镇总兵王保不仅不想发饷，还倒打一耙，指责戚家军讨饷闹事，由于蓟镇是北军的底盘，这些异乡人就这样冤死于他乡。

事后，王保不仅毫发无伤地瞒过了朝廷，还在北军同僚的官官相护之下，获得了万历亲自评述的定乱有功的嘉奖，北军数人跟着一起升了官，一时间舆论四起，军心涣散。

王保虽然是蓟镇的地方军事长官，属于铁打的地头蛇，但他就是胆子再大也不敢大肆杀害戚家军，很显然有人替他撑腰。

图为李如松画像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实际对整个战局说了算的李如松。

这就引出了另一点，南北兵不和。

第一，平壤战役胜利后，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北军李如松赏罚不明，没有给戚家军记上应有的功劳，反而将先登之勇记在了北军头上，导致南兵上下怨声载道，南兵一些将领如王必迪气愤不过，直接跑到李如松的大帐，指着他的鼻子据理力争，李如松虽然碍于身份没有发作，并且松口给了南军一些奖赏，但狂傲嚣张的辽东李氏，怎会轻易放过这些抢功的外来者呢？

再者，名义上的辽东经略宋应昌是杭州人，属于朝廷派出节制李如松的文官，自然与南军走得更近，承诺南军每人的饷银也比北军出十几两，如此现实的差距自然让北军对南军心生不满，再加上作战方式和战斗力的差距，导致两部分明军内部龃龉，再也无法像平壤之战那样密切配合，反而形成了暗暗对立的态势。

图为反映明朝官员的绘画

所以戚家军的冤死，实际上是北方军事集团为了铲除异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阴谋。

而从现实情况看，明朝此时已经处在崩坏的边缘，吏治腐化，税收凋敝，边防松弛，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的军饷，都属于从国内贫民身上抽来的血，根本难以为继，军饷虽然是戚家军被害的诱因，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明朝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而南北军的对立，表面上是地头蛇欺负异乡人，实际上则是明朝以文制武的策略完全失败的结果，文官需要外地军队来节制地方武官，地方武官需要削弱外地军队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上层对立之下，曾一起并肩作战的底层士卒也别无选择，只能麻木地自相残杀。

蓟镇戚家军的惨死，无声地述说着明朝军事弊病的痛苦，并且无奈地成为了明末从上到下内乱内耗的一个缩影。无力回天的大明，最终屈辱地死在了内忧外患的16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