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里的审美人生

高雅的言谈，潇洒的举止，飘逸的气质，脱俗的仪容，携仙风而怀道韵，仰冥鸿而挥五弦，魏晋士人的风度，千百年来广受中国士子的赞美和渴慕，所谓“魏晋风度”，已成为华夏文化一个永恒的亮点。集中展现汉末魏晋士人风度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所作注，也因此而成为“志人”的不朽之作。

汉末魏晋士人的风度何以能如此之美？美得令千古仰望？曹魏名士阮籍的两句话似乎揭示了个中奥秘。阮籍说：“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人中楷模“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风神举止，自觉“体自然之形”；精神境界，追求“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以自然为美，为大美，为完美，人能美如自然，也就美到了极致，为大写之人，为完美之人。正是在这种理念引领下，魏晋士人大都自觉地追慕自然，其中的名士，特别是大名士体悟尤深，因此被奉为士人楷模。的确，天、地、人各有其美，但人工终难夺天工，人籁终难胜天籁，天工天籁，永远是人工人籁取法的典范。汉末魏晋士人对此热诚体悟，执著践行，遂将世俗人生化为审美人生，魏晋风度遂为美的风度。

尼采在其名著《悲剧的诞生》中重估人生意义，认为古希腊人借助于酒神和日神精神，使人生得到了升华，具有了审美意义，因此，古希腊人的人生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状态。魏晋士人也是这样，他们的人生，正是一种近乎高度自觉的哲学-美学状态，所谓魏晋风度，正是魏晋士人用生命感悟和展示的一种哲学-美学状态。

式瞻仪形，自然最美

汉末魏晋以察举取士，社会上对士人的品评，是上自朝廷下至县乡选用官吏的重要参考，特别是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后，品评人物遂成浓郁世风。官方用人，重在评定人物的家世、道德、才能，社会品鉴，则重在议论人物的风神、性貌、品格、才情。前者渐趋僵化，以致专论门第，“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遂被后世唾弃。后者却日臻美轮美奂，成为一种极富哲理和情趣，优雅隽永，可讽可诵，既可供世人“式瞻仪形”，见贤思齐，又能传之久远的美学小品。就中尤多以自然喻士的佳品，其美学品位也最高。

打开《世说新语》，就会发现魏晋士人常常爱用自然之美喻人，从而将被喻者的境界情怀、仪容神韵形象化、直观化，充满诗意和美感。

汉末名士陈寔声望很高，有客人不服，公然问陈寔的儿子陈谌，您的父亲有啥功德而名重天下？陈谌答道：“吾于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本来，按当时礼教，子孙不能公开评论父祖，客人之问，是想一石二鸟，既发泄对陈寔的不服，又要陈谌的难堪。聪明而才华横溢的陈谌，明了客人的用意，但出于礼貌，他没有拒绝客人的问题，而是机智地运用万仞泰山、不测深谷和甘露、渊泉等一串妙喻，将父亲的人品、学识、恩德赞誉到极致。并针对客人对自己的轻慢，将自己喻为泰山桂树，暗示客人：父亲伟岸，自己也系佳木，均不容轻侮。陈谌的答语虽处处锋芒，由于喻美得当，言辞考究，听来却不刺耳，读来更如捧串珠，亮眼悦心。

汉末大名士郭太最擅品鉴人物。有次游汝南，拜访名士袁阆，打个照面就走了，及至到了另一名士黄宪那里，竟一连住了好几天。有人问郭太其中缘由，郭太拿湖泊为喻，感叹道：黄宪“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黄宪有当代颜渊之称，广受时人美誉，在众多品鉴中，郭太的赞语最受推许。的确，一个人的气度格局，能如大湖一样广淼深邃，涌万顷波涛，荡不测之深，其人格魅力自是特别诱人，值得留恋。

同是喻美人的气度格局，西晋裴楷、东晋谢安的两则品鉴也是气象阔大，意蕴悠远，耐人寻味。

裴楷曰：“见傅兰硕，汪洋靡不所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一见傅嘏（傅嘏字兰硕），就觉得如望湖海，汪洋恣肆，无涯无际，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见到山涛（山涛字巨源），又如登上高山向下看，幽邃辽敻，难测深广。生动、形象、雄丽的比喻，把傅嘏和山涛的情怀学养，烘托氤氲成一个强大的气场，千载之后读来，尤觉被之笼罩。能给人这样的感觉，自是伟器。

谢安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褚裒（褚裒字季野）虽然沉稳少言，对事对人不轻易褒贬，内心却如明镜，自有定见。如同一年四季，兴替消息，自有其规，不为任何扰攘嚣闹而稍作变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何等气象！具此气象者，自能担当大事。褚裒也确如谢安之评，曾于东晋建元、永和年间主持国政，死之日，“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魏晋士人品评人物，常将对象置于一种自然背景中，再作极为简约的品评，只一两句，人物的品位、风神便跃然而出，背景与人物，自然与人文，相互映照浸染，于是，一则品评即是一幅人物写意的神品。

东晋名士刘惔赞美另一名士许珣，感叹道：“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许珣字玄度）。”美好的时刻思念美好的人，每逢清风朗月，情不自禁就想起好友许勋，因为这位友人，正如清风朗月一般美好呵。据刘孝标注引《晋中兴士人书》和《晋书》，许珣“有高尚之志”，又擅长清言，时人“皆钦慕仰爱之”。经刘惔简约隽永八个字的品评，后世的人们读《世说新语》至此，也会对许珣油然而生敬意，清风朗月永远是美好的，高尚襟抱，俊逸才情，永远是令人钦慕的。

东晋王恭与堂叔王忱原本十分友好，并为时人推重，后因被人离间，不大交往了，但王恭仍常常触景生情，思念王忱。一次散步，时逢“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晨光里，露珠晶莹闪亮，在草叶和树叶上滚动滴落，发出轻轻的吧嗒叭嗒的清响，梧桐正擎起一派新绿，令人眼亮，多好的清朗明净的美景呀。王恭见此，心中一动，立马就想起了王忱，脱口赞道：“王大（即王忱）固自濯濯。”叔叔王忱原本就是这样呢，净洁清雅。由“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导出“王大固自濯濯”，自然之美，导出人物德行风仪之美，可视可感，意象意境皆在其中，真是妙不可言。

魏晋士人自觉“体自然之形”，凡自然间的美好之物，皆用之以喻美心向往之的人物。夏侯玄风格高朗，宏辩博畅，时望甚高，便褒扬他“朗朗如日月之在怀”。司马昱风神仪容为一时之冠，被视为皇族中最优秀的人物，遂颂之为“轩轩如朝霞举”。乐广的清谈水平，比大清谈家何晏还胜一筹，则赞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刘惔心淡荣利，性不偶俗，则誉之为“标云柯而不扶疏”，是一株直耸云天而不旁逸斜伸的大树。王恭容貌举止特帅，人们都羡慕他，遂美之为“濯濯如春月柳”，美丽得像春天的柳树一样，倜傥风流，妩媚多姿。

汉末，琅邪名士邴原避乱到辽东，太守公孙度待之甚厚，琅邪战乱平息后，邴原不顾公孙度的苦苦挽留，乘船航海逃归。部下建议公孙度派兵去将邴原追回，公孙度不同意，说：“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公孙度不但不责备邴原的行为是“负恩”，反而由衷欣赏和敬佩，认为邴原如同高飞云天的白鹤，志趣远大，意在逍遥，辽东不过拘禁小燕子小麻雀的地方，哪里留得住云中之鹤呢？

在诸多借以喻美名贤的自然物中，魏晋士人对松柏尤其情有独钟。曹魏末年大名士嵇康个子高大，容貌俊丽，特立独行，天姿自然，虽处人群之中，也自超凡脱俗，让人一望即知是“非常之器”。他的好友山涛深情地赞美他：“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做人堂堂正正，就像伟岸的孤松，特立高标。西晋张畅志行端正，历经各种诱惑考验，不改初衷，乡人蔡秀在刺史面前颂美张畅秉性坚贞，是“岁寒之松柏”，斗霜傲雪，长葆青青。西晋名臣和峤，青少年时即磊落不群，显示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名士庾敳对和峤特别赏识，说他“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和峤入仕后，历任中书令、侍中，均属朝廷要职，持正不阿，甚得时望，死之日，人们悼之曰：“峨峨若千丈松崩。”美可生美，松柏大美，松柏所生之风自然也是大美。汉末大名士李膺，就被时人颂扬为“谡谡如劲松下风”。嵇康也曾被人誉美为“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凉寒威严，高洁清逸，徐徐吹拂，爽人身心。

在自然中观照生命，取鉴人生

在以自然喻美名贤的同时，魏晋士人也常以自然自喻，从中观照自己的生命，取鉴人生。

东晋太和三年（368），桓温率大军北伐前燕，途径刚入仕途时作太守的地方，看见当年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又高又粗，“皆已十围”，不禁感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是东晋政坛少有的雄奇大才，其主政期间，腐朽懦弱、苟且偏安的东晋王朝，曾一度呈现难得一见的勃勃生机。但在正统观念笼罩下，“篡逆”猜测不绝于耳，桓温根除弊政的政治改革和谋求统一的军事行动，时时处处横遭非难和掣肘，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初仕即作太守，年方二十三岁，如今已五十七岁，在这个年寿普遍偏低的大动乱年代，已是十足的老者了。壮志未酬，英雄已老，就连当年所种之柳，也已不复倜傥风流之姿，岁月不居，人树皆非，今日之柳已非昨日之柳，此时之我已非昨日之我！面对这排排巨柳，桓温如同乍逢阔别多年的故人，找到了尽可倾诉衷肠的对象，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一手攀着树枝，一手握着柳条，仔细打量着，想象着，似乎又从柳树的成长变化，风雨磨难中，看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年的人生，人生如柳，柳如人生呵！桓温一时感慨万千，泪如涌泉，叹柳哭柳，正是为己而叹，为己而哭。时光易逝，生命易老，志士自当奋起，勇建不世之功。叹罢哭罢，桓温策马扬鞭，率大军兼程北上，入洛阳，过淮泗，登上楼船眺望沦陷已久的中原故土，愤然感慨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痛斥王衍（王衍字夷甫）一帮清谈家空谈误国，致使神州长久沦陷，竟成废墟，决心以实干复兴家国。虽说事与愿违，桓温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但桓温对柳之叹，却成为人生的经典之叹，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代文士骚客和志士仁人。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辛弃疾，在其名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就曾援引这个典故，动情地写道：“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东晋名士孙绰秉性刚正，敢于直言。他在自己的书斋前特意种了一株小松树，倍加珍爱，经常亲自壅土护理。邻人讥笑他说：“小松树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小松树是很招人爱怜，只是长得太慢，恐怕看不到它长成栋梁之材呵。孙绰反驳道：“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枫树柳树倒是长得快，但即便长到两人合抱之粗，木质太差，又能有啥大用场？孙绰看重的，不是松树能快速成大材造广厦，轰轰烈烈，风光一时，而是松树正直的身躯和坚实的质地，他为小松树辛勤地壅土，精心地护理，是要把这种可贵的品质培育到极致，发扬到极致，在门前这株小松树身上，寄托着孙绰执著的人生向往和高贵的生命诉求。

汉末宗承，青少年时即修德雅正，确然不群，颇有时望，人们崇仰他的品德，纷纷前去拜访。少年曹操也慕名前往，但宗承鄙薄曹操奸诈的人品，不与结交。后来曹操当了汉廷司空，权倾一时，携威而问宗承：当初您不理睬我，今天该可以与您交个朋友了吧？宗承正色答道：“松柏之志犹存。”曹操虽然心中不快，却也为宗承的“松柏之志”所折服，对宗承礼敬有加，尊为上宾，常常亲自到宗承家中拜访，咨询朝政。

东晋文士毛玄颇以才气自负，不肯折腰权贵，常言：“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宁肯像高贵的兰花那样被风霜摧杀，尊贵的玉石那样被暴力折断，也不愿像低贱的蒿草艾叶那样蓬勃昌盛。为了人格的尊严，生命的自在，毛玄清贫沉寂一生，《晋书》不载他的事迹，《世说新语》也仅这一条简单的记述，但有此也足矣，毛玄高贵的人格、尊贵的生命尽可以此而不朽。

东晋大族，首推王、谢，两家人才辈出，但对历史真正作出巨大贡献者，莫过谢安和其侄儿谢玄，淝水之战的胜利，主要是在这叔侄二人的指挥下赢得。早享盛名的谢安，很注意对子侄一辈的培养教育。一次，谢安问他的儿子和侄儿们：怎样为人行事，才算最好？众人一时回答不上。只听谢玄朗声答道：“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做人就要像香草芝兰和临风玉树一样，高洁芬芳，风流蕴藉，谢家芝兰，尤应生长在阶前庭院之中，常受谢家父祖的栽培熏陶。谢玄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高远的志趣，又表达了对名门家风的崇仰，特别是对谢安教导的渴盼，且借喻得体，表述优雅，言词精致，听得谢安满心欢喜，从此对谢玄特加呵护和诱导。谢玄没有辜负谢安，很快成长为一个文武兼优、“有经国之略”的实干之才。淝水大战前夕，经谢安力荐，谢玄临危受命，任晋军前锋都督，以数万兵力，大败前秦九十万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永耀青史。谢玄没有空自期许，他是谢氏家族真正的“芝兰玉树”，也是华夏民族万古长青的“芝兰玉树”。

西域康居国僧人康僧渊，东晋成帝时，从北方过长江来到东晋都城建康，颇擅清谈，与当时名贤多有交往。康僧渊高鼻深目，一副典型的“胡人”相貌，丞相王导经常拿他的长相调侃他。康僧渊幽默地回敬王导：“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在下之貌，实得山之灵，渊之清，既灵且清，帅得很呢。一个外国和尚，也能这样自如而得体地以自然自喻，可见魏晋之时，对自然的好尚崇仰，何等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