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孝道观念的转变与影响

我国的孝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后来到了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孝”作为自己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变化，孝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特点与核心，孝是中华文化与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之一。孝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最早的伦理观念。

“孝”在中国人眼中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中国文化也可以说以孝为根本的文化。汉朝时期，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过分的注重孝道，甚至出现了孝之礼，过分的注重礼导致了孝之情的僵化和束缚，注重孝道之礼而忽视了孝之情，汉朝时期的“孝”就已经违背了孝道本身。

魏晋时期孝道思想中出现了注重孝之情的风潮，士人们也没有依据寻常的礼法制度来表达孝道之情，而这与汉代注重孝之礼的思想相悖，就产生了矛盾。这里就谈的是在固有的汉代孝之礼思想上，魏晋士人是如何打破这种思想的。

一、《世说新语》中士人对“生孝死孝”讨论

《世说新语》中有不少伤逝的故事，专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感情，故事中的感伤者无不是情深，情真，这些故事也表现了魏晋士人重情，钟情的人生价值观，魏晋时期士人的重情观念从汉末就出现了。这里讲的是“和峤生孝，王戎死孝”的故事。

王戎、和峤两人同时遭遇大丧，王戎、和峤都是以孝道著称，而此时的王戎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已经支撑不住自己了，和峤暗自哀伤哭泣，所做的一切丧礼都合乎礼法。晋武帝对刘忠雄说：“你常去看王戎和峤吗？我听说这和峤过于悲伤，真让人担心。”

刘忠雄回答说：“和峤虽遵循了丧葬礼法，但是精神上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王戎虽然没有遵循丧葬礼法，但因为过于哀伤已经形销骨立了。”所以我认为和峤尽孝道没有毁生，而王戎却是以死尽孝道。陛下你应该去关心王戎而不是关心和峤。

王戎遭母丧，和峤居父丧，在晋武帝司马炎看来和峤居丧时“哀苦过礼”让人担忧。但刘仲雄认为和峤的行为虽然符合当时礼的要求，但他“神气未损”，大丧并没有使其精神受损，而王戎虽然礼数不周，但因哀伤过度以至于精神受损，王戎的“孝”发自内心，更让人动容。

王戎世族出身，“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居丧行为多带有竹林时期士人的影子。和峤算是西晋政治中的一代良臣，却也是门阀政治里不可避免的原罪者。两人同样都是居丧，王戎不拘于礼制，尽表哀伤之情，不顾身体伤及自己，就叫做死孝。

和峤居丧尽礼，没有因为哀伤死者而伤及生者，叫做生孝。生孝注重于表现孝行的礼法是否完备，死孝则表现孝子的哀思，而当时的人更愿意接受王戎这种祭奠逝者的方式，而不愿接受和峤的行孝的方式。

原因就在于当时王戎守孝期间对逝者的思念和哀悼之情毫不掩饰，不受当时孝之礼的限制，反观和峤虽然严格遵循当时的孝之礼，但王戎的“死孝”却更让当时的人们觉得其中的情感更重，用生命去哀思死者的行为要比依循礼制来得真切，透露出当时“越名教而重自然”的倾向。

古代孝道中包含了礼法的内容，但是在曹魏时期遵循礼法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孝道，而当时的跟随情感去尽孝道反而是真的。由于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大多数的士人都冲破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出现越礼重情的行为。

孝道包含两个方面，孝之情和孝之礼，孝之情是形成孝道思想的基石，孝之礼则是孝之情的外在表现。魏晋时期的主导思想是玄学，这一时期对“孝”大力倡导。

但也反映了孝之礼和孝之情之间的矛盾，其中“生孝”，“死孝”在哀悼逝者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引发了士人情礼之争，魏晋时期的情礼之争，往往选择越礼重情。

二、魏晋时期的孝道的从何而来

“孝”是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孝”德也是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经历上千年的变化，不断改变内涵和意义。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

除了西晋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统一之外，政治斗争和战争接连不断，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魏晋这一时期呈现的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化不像秦汉统时期的那样统一，也不像隋唐时期那样的多姿多彩。

魏晋时期的文化突出表现在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旧的文化格局正在崩塌，新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就是一种文化改造剔除和创新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更是于各种思潮吸收和碰撞。

魏晋时期受玄学的影响，魏晋人以守法自持、处变不惊为美德，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孝道的重新探索，重新关注孝和礼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提出“孝”要发自内心，“孝”是自我主动的行为，这正和魏晋时期所涌动的人性思潮一样。

魏晋这一时期汲取了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孝道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尤其在孝之礼和孝之情的态度上，是时而推崇，时而反对，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

三、魏晋时期为什么会发生越礼重情现象

儒家崇丧，对于逝者的安葬上儒家有着自己的一套丧葬礼仪和制度。和峤注重丧葬的形式，而王戎对于逝者的感情也值得肯定，魏晋时期孝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的分离，士人敢于冲破礼的束缚，直观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表现出了越礼重情的特点。

在礼法上，守丧应尽礼，而从感情上来看，违背礼法变表达感情也对。魏晋士人在礼和情的抉择中，往往会出现越礼重情的现象。

东晋士人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权林立，改朝换代速度又极快，依附于不同政治权利的士人整天都在参与政治斗争，社会思想上玄学兴起，儒学不衰，佛教渐强，魏晋士人处于政治斗争，思想碰撞的顶峰，形成独具特色的孝道思想。

（一）、过分注重孝之情

孝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自然天成，魏晋士人就对孝之情持以弘扬的态度，但对孝之礼却不能统一。传统礼法之士对孝之礼是竭力维护，而部分玄学名士对此就褒贬不一。

魏晋士人面临着孝之情和孝之礼的冲突，对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少，无论是皇帝崇孝的行为，还是庶人的孝亲活动都受到外在礼的束缚。

个人不能随意的表达对待亡亲的思念之苦。在孝之情和孝之礼的冲突中魏晋士人肯定会选孝之情，他们认为孝之情发自天然，不应外在的礼仪所羁绊，士人强调要发自内心的亲情。如果过分的注重孝之礼，则会忽视孝之情，就会颠倒孝之情和孝之礼的本末。

（二）、玄学思潮

魏晋士人的越礼重情也与当时的玄学的流行和佛教道教的发展有关，玄学是老庄之学和儒学融合之后的产物。从东汉末起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人们不得不对儒家进行重新的定义，从儒家本身分析其弊端，想要从诸子百家中汲取新的知识来弥补，于是融合了道家顺性任情，玄学思潮愈演愈烈。

魏晋时期士人中间兴起了一股“自然”之风，这种对“自然”的重视，在孝道上则体现出顺情而动，忽视礼法的态度。魏晋名士在玄学中发现了自己的真情，他们自命风流，当现实中的“礼”和他们所倡导的礼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情”。

在《世说新语》中的“生孝死孝”在孝亲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就可以看出魏晋越礼重情的特点。

魏晋时期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孝道受到了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魏晋士人的孝道思想中透露着越礼重情的特点，注重孝的自由表达，不受礼仪拘束。这与魏晋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关，士人普遍注重家族门第。

因此孝道在得到了特别的重视，魏晋玄学倡导的自然之风使士人们逐渐摆脱了名教的束缚，弘扬随情而动，孝道中的孝之情就占据了首位，这也能解释出王戎的“死孝”更受大众的同情，而对和峤的“生孝”没有太多的同情了。

四、如何看待魏晋士人的越礼重情

孝是自然与自然矛盾的调和的产物。魏晋士人的孝道思想中注重孝道的表达，这个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注重孝道的表达，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家庭秩序。魏晋以来士人对情与礼的抉择也反映了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名教与自然的较量。越礼重情也不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