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九一八”| 黔山忠魂

9月18日，当肃穆的防空警报在贵阳南明河畔响起，警示世人勿忘国耻。我们也铭记，地母洞那象征的文化守护之光。这座深藏于鹿冲关森林公园的溶洞，在战火中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提供了庇护。

此刻，我们站在历史的褶皱里，凝视着黔贵大地上那些永不褪色的抗战印记——从省立一中的怒吼到二十四道拐的车辙，从地母洞的烛光到松山战场的硝烟，这片土地用筋骨与热血，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

地母洞

山城怒吼：少年肝胆照山河

1931年9月19日清晨，贵阳电报局值班员杨绍馨冲进省立第一中学，将“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砸进晨读的教室。“白山黑水正在流血！”他用颤抖的手指着说。

当天下午，省立一中的进步学生在礼堂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他们组织全市罢课，在新市场广场振臂高呼“宁为中华断头鬼，不做倭奴屈膝人”，愤怒的声浪掀动了甲秀楼的飞檐。

1932年9月，志道小学的学生们上街检查日货时被奸商棍棒相加，却死死抱住查获的东洋布料不放。这场持续三天的罢课运动，最终迫使当时的省政府严惩了不法商人，30所学校学生共同发出《贵阳全体学生告各界同胞书》，成为贵阳城最早的抗日宣言。

在安顺文庙，17岁的柳树人正在研读《正气歌》。这个后来成为黄埔五期高才生的青年，1942年在缅甸同古保卫战中，率部与日军血战12昼夜。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他曾轻装出击为被围困的英军装甲部队解围，打赢中国军队入缅第一战。当他在朗科地区遭遇日军埋伏牺牲时，年仅37岁，口袋里还装着未寄出的家书。

地母微光：文脉存续的千年一叹

1939年深秋，一队挑夫在贵阳城郊的山道上踉跄前行。竹篓里装载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140箱珍本。当这些历经战火的古籍被抬进地母洞时，浙大教授竺可桢用手电筒照见洞顶垂下的钟乳石——这位在遵义办学的科学家，正与贵州学者李独清一道，用石灰吸干洞里的潮气，用竹帘挡住山风的侵蚀。

《四库全书》资料截图

时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的李独清，从1940年起带队抄录《四库全书》中黔地史料，历时一年发掘的珍贵文献，填补了贵州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贵州通志》，多篇史料就源自这些地母洞藏书。在摇曳的油灯下，这些泛黄的纸页里，记载着明代贵州建省的奏章、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手记，成为乱世中不灭的文脉火种。

与此同时，寓居花溪的漫画家丰子恺正用画笔唤醒民众。他创作的《流民图》系列，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转化为视觉呐喊：断壁残垣下，母亲抱着婴儿，身后是燃烧的村庄。这位来自浙江的画家在贵阳举办的抗日画展上，百姓们排着长队用银元、铜板甚至首饰换走画作，筹款全部寄往抗日前线。

血色滇缅：高原儿女的远征壮歌

1944年春，毕节青年樊超群在滇西战场上迎来人生第一次战斗。这个17岁的机枪手，在松山战役中目睹战友们用身体滚过日军的铁丝网。当他所在的敢死队突袭日军哨所时，月光下的刺刀寒光让他想起家乡的荞麦花——那些在乌蒙山间静静绽放的白花，此刻正与战友们的鲜血一起染红滇西的土地。

晴隆二十四道拐

在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盘山公路上，卡车司机们创造着战争奇迹。这条由贵州民工用锄头和扁担开凿的“抗战生命线”，每月要运输1.5万吨战略物资。1943年，美军公路工程部队第一八八〇工兵营进驻沙子岭，与当地百姓共同改造维修这段公路，在日军轰炸和物资匮乏的困境中保障了运输畅通。外国记者曾站在观景台上，看着蜿蜒如蛇的车队消失在云海中，记录下这场运输奇迹。

在独山深河桥，日军的铁蹄终于止步。1944年12月2日，当地村民用锄头、扁担与日军展开巷战。一位87岁的布依族老人，用柴刀砍死两名日军后被俘，敌人将他绑在桥头的枫香树上，他却对着败退的日军背影唱起《好花红》。这首黔南民歌，最终成为侵略者在贵州听到的最后歌声。

山河为证：英雄无名亦有名

在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深处，地母洞的石壁上至今留着当年晒书的痕迹。那些被阳光晒过的纸页，后来成为编纂《贵州通志》的重要依据。李独清团队抄录的8册贵州史料，如今静静收藏在贵州省档案馆，纸张间还能辨认出当年防潮用的石灰印记。

鹿冲关森林公园的雕塑

在安顺一中校史馆，柳树人的照片与当代学生的笑脸并列。每年清明，总会有年轻人在他的铜像前放上一支钢笔 —— 这是对那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的年代最温柔的致敬。抗战老兵们的口述历史中，至今回荡着冲锋号声，“我们连队最后一个吹号的小战士，牺牲时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苞谷粑。”

孩子们在森林公园的绿荫下奔跑，脚下的土地回响着历史的余音；高铁从贵阳北站疾驰而出，现代化的轨道路基承载着过去的艰辛。时光流转，山河为证。那些沉默的见证者告诉我们：英雄，从来不是某个名字，而是山河间永远奔腾的热血，是血脉里永远不倒的脊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何永利

一审 方勇

二审 田洋

三审 孙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