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中兴重臣王导《世说新语》中是如何记载的

魏晋之世，社会动荡，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权更迭频繁。这一时期，三国鼎立、曹魏代汉、司马代魏、东西晋继立相继发生。而终魏之祚，不过４６年；西晋不过５１年；东晋稍长，１０３年。其二是政局动荡不稳。除政权更迭原因外，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也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政局的动荡。比如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致使其后无力抵挡所谓“五胡乱华”之潮，终至国灭。

而东汉到曹魏再到西晋政权相对平稳的交接又使得门阀士族势力日益根深蒂固，社会流动性变差，统治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尖锐。门阀士族累世占有文化的同时又累世占有官位，进而累世占有财富。面对如此种种，士人于是多不以礼法自拘，不以救世自任，而尚玄言清谈，以狂怪现世，于是乎魏晋多名士。

记载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名士言行与轶事最著名的，莫过于《世说新语》。这部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以寥寥字数，诙谐笔调，生动地刻画出当时士人的行为举止与精神面貌。看似随手所记，读来却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其中不乏精语妙语，令人称叹，又有警语戒语，发人深思。可惜它原有八卷，而今只有三卷传世。

王导是此间名臣，东晋中兴重臣，《世说新语》中保存了大量关于他的记录，全书３６个门类中有２６个门类提及，计８５条。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很好地窥见王导其人的风格风采。我认为，“素性仁心”四字最能概括他的个人形象，依此展开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兼济天下、谦恭知退、擢拔后生、胸襟开阔、晚年失意等等整体的形象。

王导出自琅琊王氏，少年便风度不凡，才略高远，《晋书》称他“少有风鉴，识量清远”，被夸赞有“将相之器”。他先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后与琅琊王友善，成为他的心腹。王导政治嗅觉敏锐，他感到中原将乱，于是劝司马睿移镇建康，并谋划使江东士族倾心拥立司马睿。西晋灭亡后，他和从兄王敦共同拥立司马睿为帝。以功拜丞相，号为仲父，权重一时。

当时东晋草创，人心不稳，王导就发挥着稳定江左人心的作用。在众人新亭对泣之时，只有他喊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是他所说，也正是他所做。他对于东晋初创及稳定东晋前期政局都发挥着重大作用，比如打消元帝易储念头，并用侨姓与吴姓士族等。

但他个人并不居功自傲，《世说新语》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何以瞻仰？＂。与皇帝共登御床，古之未有，可见元帝对王导的看重，但王导自己内心还是很清楚的，于是他用一个精确的比喻巧妙推辞，谦恭知退。

对于名望在其下而有才干者，他也不遗余力地擢拔、赞美，并不以此为妒。他从顾和话语中听出他的机敏，赞扬他“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与江虨围棋，他赞江虨“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诸葛恢作临沂令，王导对他说“明府当为黑头公”；周凯在荆州失败后回到建康，没有得到任用，王导在给别人的信中说：“雅流宏器，何可得遗！”面对王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的诘难，他也能赞叹欣赏。如此种种，使人可见其阔达，可感其亲近，可观其仁心。

王导晚年，略微失势，加之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他自己也常常感慨。庾亮专擅大权，王导心中忧虑，有一回西风吹得尘土飞扬，他举起扇子遮挡，慢慢说到：“元规（庾亮之字）尘污人！”政务处理上，他晚年不太料理政务，只是签字画押，自己感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个中心境，可见一斑。

王导之素性，体现在他的简朴上，他本性节俭，以致府中水果腐烂也不分给大家，这在当时权贵竞相豪奢的世风之中是难能可贵的；还体现在他对权力的态度上，王导从兄王敦野心太大以致叛乱，而王导则谨守为臣之道，深明大义，始终以克复神州为务。

王导之仁心，体现在他对别人的态度上：对于士人、后生，他加以爱护，对于一般奴婢，他也加怜悯，赴石崇会，他知宾客如不饮酒，则劝酒奴婢会身死，于是素不能饮的他也做强饮；还体现在他对国事的关怀上，他审时度势，拥立司马睿以保全中原正统，使江左成为人心所向。

比王导年代稍后的王恭曾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为真名士。”此话历来被奉为圭臬，而我认为，秉素性，怀仁心，兼济天下如王丞相者，亦不失为真名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