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科举舞弊案，顺治亲自监考，考生戴刑具重考

清朝顺治十五年三月，在一次科举考试中，不但顺治皇帝亲自出题并亲临考场监考，并且，所有考生都还带着刑具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一旁还有军士持刀监视。

为何会如此举办一场考试？如此架势自然不会是无因，下面，就给读者们聊聊这个事。

清朝入关以来，对关内各地的读书人是有一定优待的，当然，优待的前提是服从新朝，别再反清复明，否则，该强硬还得强硬。

这是基于以洪承畴为首的前明官员提出的建议，接纳读书人，让他们帮助治国。

对于清朝来说，如果读书人愿意帮助清朝治国，有利于清朝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缓和对立情绪跟矛盾。

因此，清朝在有关读书人的问题上是慎重对待的，但凡有那么一丝火星，就要赶紧灭火，不惜举措严厉。

清初，对于读书人的安排，清朝主要是两种方式。

其一是直接吸纳，已经在前明成为官员的，或有名望的读书人，愿意在清朝做官的，尽量原官任用，或有条件举荐。

所谓“有条件”就是根据洪承畴的建议，允许举荐，但采取“连坐制”，即被举荐的官员要是不合格，举荐人要担责，这是洪承畴基于前明的一些弊端提出的。

其二就是重视和延续科举制，前面的原官任用和举荐都是基于清朝刚入关，官员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从长远来说，还是要通过科举来选拔官员。

在明朝，科举是三年一次，清朝后面也会如此，但在清朝入关之初，从顺治三年起，几乎每年都考。

占据中原花花江山的清朝急需大批合格的官员帮助治理国家，也为了让更多的读书人通过科举承认清朝，消除他们的抵制心理，所以就频繁了一些。

故而，清朝对科举考试是异常重视，对敢于踩线，在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十四年连出了两起科举舞弊案。

第一起科举舞弊案是发生在顺治十四年上半年顺天府的乡试中，《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中记载：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同考官李振鄴、张我朴受科臣陆贻吉、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贿，中田耜、邬作霖举人。给事中任克溥奏劾，鞫实……

当期顺天府的考生有5700余人，但中试名额考完后只录取了215人，录取率只有不到百分之四。

这个比率很低，真正有学问的考生自然不会担心录取率，但一些学问差一些的，或者是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想通过正常考试成绩考中就难上加难。

也因此，很多官二代就起了舞弊的心思，主要方式是用财物贿赂考官，或通过父辈的权势结交考官，予以将来的各种方便，让考官帮助自己考中。

当时的两位主考官都没有中招，但副考官中，以李振邺、张我朴两人为首，有不少都接受了贿赂和一些官二代父辈们的结交，答应帮助他们的子侄辈考中。

于是，在当期的顺天府乡试结果中，父辈是京官且达到三品以上官职的，子侄辈全中，总计有25人后来查出来是因贿赂考官而考中。

即便如此，如果没人举报，估计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糊弄过去了。

但偏偏李振邺们收钱时收了不止25个人的钱，到公布结果时，有人送了钱还没能考中，于是一气之下把他们举报了。

事发后，两位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因没有参与舞弊，而且他们是顺治皇帝的侍讲，有师生情分，“上以其侍从讲幄日久、宽宥之。”只是“以其为顺天主考、不能觉察同考官作弊也。”把他们降了几级官职。

而参与舞弊的几位副主考，以李振邺、张我朴两人为首，一共7人，一个都没放过，“诏骈戮七人于市，家产籍没，戍其父母兄弟妻子于边。”

然后顺治下旨于顺治十五年一月重考，并亲自对190名考生复试，重考后，结果还算不错，只有8人不合格，其余182人依旧可以参加上一级的会试，《清实录》中记载：谕礼部前因丁酉科顺天中式举人……是以朕亲加覆试。今取得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苏洪浚……等八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尔部即传谕行。

至于因贿赂考官而考中的那25个人，本来准备杀掉，但顺治最后网开一面，每人打了一顿板子后发配完事。

在这次顺治亲自参加的重考中，顺治皇帝就已经安排八旗军士在现场押送考生并配合监考了，在他想来，受贿的人也杀了，自己又如此重视，想必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了。

但顺治想错了，就在这次顺天府科举舞弊案重考前的两个月，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就有人上奏，江南地区的科考也出事了，然后一查属实，《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中记载：江南主考侍讲方犹、检讨钱开宗，贿通关节，江宁书肆刊万金传奇记诋之。言官交章论劾，刑部审实……

科举考试连着出事，顺治震怒，查明实情后毫不犹豫杀掉，这次杀了17人，“世祖大怒，犹、开宗及同考叶楚槐等十七人俱弃市，妻子家产籍没。”

在对这些舞弊官员处以极刑之前，顺治再次宣布江南的这次考试也重考，原本考中的举子全部到京城来重考，皇帝依旧亲自出题、监考。

而且，在这次于顺治十五年三月的江南考生重考时，顺治皇帝发了狠，除安排八旗军士持械监视外，还让所有的江南考生戴刑具参加考试，所有考生只能战战兢兢地参加考试。

这次重考的结果是，所有上京参加考试的一百余江南考生中，有三分之一不合格，并受到处理，《清实录》中记载：谕礼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情弊多端物议沸腾屡见参奏。朕是以亲加覆试今取得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尔部即传谕行。

另外还有8名考生被严厉处罚，其中7名是早前就查出有舞弊情节，另外1名是参加了重考，因不满现场气氛紧张，干脆交了白卷，也激怒了顺治，这8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这还不是全部，有个参与舞弊的考生还跑了，当时还没抓回来，只能暂时“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

连续两次舞弊案的责任人均被严肃处理，有效震慑了一些想在科举时玩鬼把戏的人，于是“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

根据《清史稿·选举志》中的记载，顺治十四年发生的两起科举舞弊案后，下一次出现比较严重的科举舞弊事件，就要出现在康熙朝晚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