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师表与文人心志——说巩建丰（上）

本文转自：天水日报

□ 牛勃

巩建丰（公元1673年—1748年），前清教育家，伏羌县（今甘谷县）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还乡，以讲学著书为乐，学生数百人，人称“关西师表”。

一

清朝议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公元1673年—1748年），伏羌人，亦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甘肃日报》上我看到裴慎先生的一篇短文，始知在甘谷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文章很短，事迹没记住，只是把一首叫《不寐》的诗抄下来背了，“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室九空灶生尘。鸠形鹄面忧为鬼，背井离乡欲丐人。闻道开仓施户口，怎能涸鲋想涎津。”1996年主编《甘谷县志》，在《艺文志》中选编巩建丰诗歌时，本想选《不寐》，后来却选了《观稼》二首：

一

绿柳阴中场圃开，黄云比栉叠成堆。

老农荷筱循原去，少妇停机饷馌来。

二

炎官火伞照方中，汗雨挥来浃背红。

一任成珠流及髁，何曾摇扇受轻风。

将《朱圉山人集》十二卷全部读完，细心比较选中两首入志，不能说不认真。三十刚刚出头的我，喜欢的是《观稼》生动的生活情趣。年届知命再让我选的话，我会毫不含糊地选择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不寐》。这种变化，不是基于年龄、社会，而是基于对巩建丰和其作品的认识。但要说真正认识巩建丰，还是从校点《伏羌县志》开始。

1998年，在《甘谷县志》编纂完成付梓出版的间隙，我产生了校点甘谷几部古志的想法，并迅速付诸实施，而第一部，自然是巩建丰的《伏羌县志》。从校点到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感受着巩建丰的文风墨韵，感受着他的博大精深和锥心之痛，他有作为国家栋梁和朝廷要员指点江山、壮志凌云的一面，更有作为普通人和父亲深沉绵密的一面。后来，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牛敬飞邀我校点清叶芝编纂的台湾版《伏羌县志》时，在许多关于巩建丰的记述中，我一次次想起巩建丰在《伏羌县志》卷十《烈妇》中对儿媳那锥心的记述：

举人巩敬缉妻蒲氏，今太史公之长媳也。性慧而贞，克执妇道。缉于雍正癸卯举乡荐，会试不第，因留事太史于京邸，越二载，未归。蒲奉姑益顺，姑极钟爱。丙午冬，太史视学云南，缉随任，构疾卒。家闻讣，蒲号呼恸跌，损厥首指，死而复苏。其家设灵致祭，乃潜登楼自缢，适一婢奔救，复从数栏飞下，头破血涌，伤左股，卧床三月。姑时为哭劝，蒲呜咽流泣曰：“非不知恩厚，奈夫亡，妇难独生，又无子可继，不死何为？”逾年柩归，撞头棺上，几毙。姑令婢不时环守，迨葬期将届，意欲同穴立节。忽修发整容，言笑自若，家人疏防，仍赴楼自经衣桁间，年二十四。

我不知道巩建丰如何压着极度的悲痛写下以上的文字，作为主编，一遍遍阅读校对时，这些文字如何利剑一样刺着一颗破碎的父亲的心。不论怎样旌以“名门奇节”“烈日严霜”，如何“建坊旌表”，表面的光鲜后，作为父亲，悲伤的心岂是旌表所能安慰得了。不到三百年，坊表早已不见，能见到的只有这滴血的文字，在近乎冷酷间泣诉着二百多年前那惨烈而悲壮的一幕。这些文字，让我在表面的光鲜下看到了巩建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种难言的痛苦，在校点叶芝《伏羌县志》时，又经历了一次。往事如昨，斯人远去，独留高峻与悲痛，和朱圉山一起在暮色中沉静。

自号朱圉山人的巩建丰，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朱圉山，磅礴巍峨，滋养了秦，滋养了大秦帝国，滋育了中华文明的朱圉山，一座甘谷人民心中的神山和圣山。

二

巩建丰，字文在，一字子文，号渭川，别号介亭，晚年自称朱圉山人。生于伏羌（今甘谷）一书香之家。高祖巩龙光，官至明代山东兖州府通判；祖父巩国势，本邑庠生，笃学尚行，赠先生官；父亲巩维桢，曾受业国子监，充博士弟子。出身于这样一个诗礼昌炽之家，加之幼年父逝，巩建丰聪明懂事，知书达理，事母至孝。清贫的生活和书香的熏陶，造就了他诚实谦逊、礼让恭行的品格和勤奋刻苦、好学不倦的韧劲。他才思敏捷，志向远大，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七岁能诗，未十岁即文，从小诵读四书五经和《纲鉴捷录》等书，信奉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入学后更加勤奋自励，才学远高于同辈，21岁入泮（清代称考取秀才为入泮），补为增广生员。

像许多士子一样，入泮后的巩建丰一边继续深造、思谋上进，一边在县城内柳湖滨开馆收徒讲学。巩建丰的上进之路并不平坦，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年届四十依然为生员。可他的学馆却颇有嘉声，远近学者慕名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

现在说高考是独木桥，比起古代，这个独木至少是一根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大木。真正的独木桥还要算古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考的科举考试，一次录取的进士大多数年份不到300人，平均一年就几十个人，相对于全国的考生，实在少得可怜。但要上进，绝大多数人还得从这个窄得可怜的独木桥上战战兢兢地过。能走过去，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无一不是命运的宠儿。而大多数人，能成为“生员”就很不错了，能中举成为“举人”，门楣焕彩、喜从天降。至于“进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只是一场玫瑰色的美梦。

科举制度在不同时期规定不尽相同。以明清两代为例，读书人先须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其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于礼部举行，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解元”“会员”“状元”，即所谓的“三元”。

看小说戏剧，常有某个落魄士子一朝得志，连中“三元”，从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其实，据有史可查的资料，从科举制度开始至其消亡，连中“三元”者仅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真乃天之骄子，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