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地名演变辨正

本文转自：廊坊日报

“廊坊”地名演变辨正

■许振东

“廊坊”作为地名，出现得较晚。关于其来源，社会各界一直较为关注。但长期以来，大家众说纷纭，一直难以形成共识，不能得到被普遍认可的答案。

穆俊、陈新海、郑京辉发表于《廊坊日报》2021年12月9日第5版的论文《“廊坊”地名演变问题研究》，是多年来关于地名“廊坊”研究最深入、最翔实、最有学理性的一篇。该文在梳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的基础上，分析“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及其原因，阐述“廊坊”地名正字演变，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材料十分丰富。其中，在论及“‘廊坊’地名正字演变”的第三部分，作者对地名“廊坊”进行讨论，指出廊坊地名起源主流观点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与后晋大臣吕琦有关、一种观点认为出自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向此地移民才形成的村落之名。此文作者以为，“从信史的角度讲，在没有考古遗迹和实物的情况下，历史文献的文本记载能说明廊坊地名起源与吕琦有关。”对这样的结论，笔者持不同看法，以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商榷与辨正。

说地名“廊坊”来自明初村落之名，是据其村内有琅珐寺，故得村名“琅珐”，后取谐音改称“廊坊”。此说法出自当地人口述，查阅古代各种方志材料，既不见琅珐寺，更不见“琅珐”村的记载，所以此说很难成立。持“廊坊”之名与后晋大臣吕琦有关者以为，吕琦为幽州安次（今廊坊市安次区）人，历任户部、刑部、兵部侍郎。在任时，他在老家盖了一所大宅院。由于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加上房子的主人是兵部侍郎，所以就成为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老百姓管它叫“侍郎房”。叫的时间长了，“侍郎房”即变成村名。又经过长期的口传笔写，慢慢地就演变成为“郎房”，后又转化为“廊坊”。

对此说法，张洪英曾著《吕端籍贯与廊坊地名溯源》一文提出异议，他指出吕琦及其前后几代人均未见有定居幽州安次（唐末安次地处刘守光势力范围）的记载，吕琦早年随父居沧州，因全家遇害被安次人赵玉救出奔山西，生子吕余庆、吕端。此后，其家族主要生活在宋都——开封。仅因逃难之时，为躲避追杀，吕琦故意隐瞒身世谎称自己是安次赵玉之弟，故史家误将吕琦记为安次人。确实，查考现存当地方志，根本见不到与吕氏有关的建筑遗迹、墓葬、碑刻等实物及口传资料，张文所论有一定道理。而且从其他角度看，吕琦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五代纷争之际；其子吕端显赫之时，又逢宋辽对峙，两方以白沟河为界，安次正深处辽国境内，身为大宋显宦的吕氏宅院怎么可能“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即使有，也会完全被夷为平地，更不会有所谓“侍郎房”村名的产生和流传，而且这村名也确实于史无证。

穆俊等的观点以为，“廊坊最早的地名正字应该是‘郎坊’，而不是‘郎房，其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与其房屋无关。”笔者对之，持相反的观点。康熙《东安县志》记有都谏坊、联芳坊、进士坊、大司寇坊、孝行坊等25个，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分别记有18与17个，名称变化不大，但均没有“侍郎坊”。为什么其它地方能建有，而此地却没有？这说明一是吕琦在安次没有影响，根本没有建过；二是至明初就已被毁不存。这两者均说明，所谓廊坊最早的地名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之说，不能成立。

现存四种安次（东安）县志，最早出现与“廊坊”一词起源相关的地名见于乾隆《东安县志》，其记：“郎房，离城三十里”。此后的民国《安次县志》又记，变为：“廊房，距城三十里”。两相比较，“房”字没有发生变化，仅是第一个字由“郎”进变为“廊”，前后差异丝毫看不出和所谓的“侍郎坊”有任何关联。至此，地名“廊坊”的起源已渐趋清晰，即源自“廊房”。乾隆《东安县志》所记“郎房”之“郎”与“廊”是通假互用，所指一致。此“廊房”之名，应该来自北京的“廊房胡同”。

今廊坊市区及所辖主要县市，与今京津两大直辖市共同植根于燕文化的土壤。自辽金以来，随着北京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廊坊及周边区域即融入底蕴深厚的京畿文化，在很多方面都直接受到京城文化中心的强力辐射和影响。明永乐初年，皇帝朱棣将都城从金陵迁至北京，官府在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建有一批带大廊的房舍，叫“廊房”。明清时商人多于此设摊贸易，十分繁华热闹。清同光年间著名文人朱一新实地调查，广征博引，历时15年编成《京师坊巷志》。此书内载“廊房头条胡同”，下引康熙年间文人查慎行撰《人海记》说：“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居民有力者一人签为廊头，计庸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解内府天财库，备宴赏支用。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这段话，将廊房头条胡同设立的时间、原因、管理形式、地理位置等介绍得十分清楚。

对廊房胡同的记载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明代嘉靖时期文人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现存第一部北京坊巷胡同志书，是研究明代北京历史、地理、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书内在安富坊、日忠坊两处记有廊房胡同。万历时期，沈榜著《宛署杂记》除在卷五“安富坊”下记有“廊房胡同”，还在卷七“廊头”条下释：“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此虽是仅就宛平一县而言，但对廊房的介绍也较为具体清楚。

在明清时期，常把一个城邑划分成的若干区，称为“坊”。沈榜《宛署杂记》卷五记：“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故设官有街道厅、街道房，不可胜纪，姑记其大者。城内地方以坊为纲，惟西城全属宛平，其中、北、南三城，则与大兴分治。”此书所记当时京师的宛平城区即分西城五坊、中城四坊、北城二坊、中南顺城门外二坊，廊房胡同所处的安富坊即为中城四坊之一。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五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天下编黄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可见，“坊”在当时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不会用于乡村。所以，作为较晚产生的乡村地名，可能被写成“廊房”，而不会被写成“廊坊”。

“廊房”地名之所以至乾隆年间才出现在《东安县志》上，是因为京城向外的辐射是逐步的。只有其影响足够大且长时间延续，才会被用来命名新村。距京师仅百余里的路程，使这种辐射和影响足够产生。今廊坊市安次区内就有很多地名，明显带有京师影响的痕迹，如安次又称东安，京师即有东安桥、东安门大街，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曾记：“明景帝实录：景泰三年八月，改造四夷馆，先是译书子弟俱于东安门外廊房肄业，至是提督译书郎中刘文等，请建馆于廊房南隙地，从之。”从此记，不仅可看到京师地名东安，还可看到其区内的“廊房”。另外，还如北京村、东京村、五道口、六道口、八里桥、奶子房等地名，京师地名影响的痕迹均十分明显。

笔者同意廊坊城市历史的起点，源于清末1897年京山铁路的建成通车，正如刘化田先生所喻：廊坊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现存安次（东安）方志，康熙《东安县志》最早记载域内村镇。其卷二《地理志》依次记集镇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码头镇等13个，这是县乡最为繁华富庶的商业经济中心；坊里洪武初有44个，其中城内以坊名，有澄清坊和文城坊；至嘉靖四十三年缩为18个，城内仅存澄清坊1个；各类乡村庄215个，并无廊（郎）房。这说明，此村当时尚未形成。乾隆《东安县志》卷二《建置志》依次记廛市13个，其中单列落垡、码头镇等乡镇市集9个；村庄分东南路、东北路、西南路、西北路而记，数量已增至336个，第一次出现的“郎房”即属新增加的一个；后又记四乡，分别为安仁、崇福、惠化、常伯。此时的“郎房”，不在廛市和四乡之列，应该小而荒落。

京山铁路的建成通车，使“郎房”由小变大，实现由“房”到“坊”的演化。撰于民国三年（1914）的《安次县志》卷一《地理志》，依次分记“四乡村落”，载东南崇福乡112个村、西南常伯乡83个村、东北安仁乡93个村、西北惠化乡179个村，总计村庄467个，较乾隆《东安县志》所记多131个。在此志内，“郎房”已见有“廊房”“廊坊”不同写法。此地当时尽管仍是东北安仁乡内的普通村子，但已开设集市，三八日大集、五十日小集，较为密集；同时，这个地方不仅建有火车站，还设有第四乡议事会、巡警北局、邮政支局等相关机构，区域发展重镇的规模已经初具，为今天成为京津之间较大的城市与河北省东北部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奠定了基础，由“房”到“坊”的华丽转身初见端倪。当然，郎房、廊房、廊坊，甚至还有郎坊几词的混用，在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延续，直至1989年4月宣布成立廊坊地级市，才彻底结束此种局面，“廊坊”一词才成为被普遍推广和规范的地名正字。

因为年代久远和实物的匮乏，对“廊坊”地名来源及演变问题的争论仍会不断持续下去。本文撰写之时与专家张洪英先生商榷，他还提出：“郎坊”村之来源，可能由“郎垡”演变而来，至今当地人都说廊（坊儿），周边县域人也如此称，永定河沿岸以“垡”命名的村落也较多。此也可备一说。

但是，毗邻京师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廊坊的经济文化发展很难与其相分割，相反却被深深影响而带有鲜明的京畿文化特色。辽金以后，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廊坊域内的安次（东安）、固安、霸州、永清等地均曾直隶京师，属大兴府或顺天府，文化联系的紧密性深厚而广泛，从而使廊坊地名的演变也很易形成发展于其中。只有真正寻找到如此的根脉，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少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