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东安古城②或为第五个商代都城，这个“铁证”成为关键线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李文璇 李家澍

编者按：近日，山东考古再迎重大发现，位于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揭开神秘面纱，被确认为一处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近3000年城市史的重要遗址。东安古城是如何发现的？它为历史上的多少“未解之谜”提供了答案？记者采访了东安古城主要发现和研究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并前往东安古城现场一探究竟。

对于东安古城的研究，有助于破解诸多历史上的谜题。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提出，东安古城即商代的“八大都城”之一——奄。这一推论堪称“石破天惊”，在此之前，奄地位于山东曲阜曾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东安古城出土的策柄。李家澍 摄

11月8日，记者在淄博市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东安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铙、弓形器和铜策，它们是东安村民1984年6月收麦时意外发现的。其中，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迄今为止均见于商末高级贵族墓葬中，放眼山东全省仅见三组；弓形器两端有铃，摇之有声，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车马器。

东安古城出土的兽面纹铜铙。李家澍 摄

“能在商代驾乘马车，足见此人的显赫地位，且东安古城发现了嵌有绿松石的弓形器，这样精美的器物更非一般人所能拥有。”任相宏说，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属于商代晚期，其规格之高，可与商都殷墟出土的器物媲美，这足可证明东安古城是商代的重要城市。

东安古城出土的弓形器。李家澍 摄

那么，东安古城究竟是商代的哪座城呢？商代城市本不多见，学者们根据考古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商代的第五个都城——商奄或者商盖。

据相关文献记载，奄国是商朝的方国。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南庚、阳甲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才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自此奄成为商王朝重要的东方陪都，奄国也常被称作“商奄”。

那商奄和商盖又是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回事，商奄即是商盖。商人自称商盖，而商奄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

据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考证，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

商代城市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之所以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

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掩盖”一词或即来源于此。

那么，商奄或者商盖究竟在哪儿？这个问题自魏晋以后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分为两派。一是魏晋期经学家杜预为代表的“曲阜派”，一是以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为代表的“曲阜之东北”派。

经历近两千年的争议之后，现代考古学终于为两派做出了裁判：考古工作人员始终未在曲阜找到任何与商奄有关的遗迹遗物，却在“曲阜之东北”找到了非常“硬”的证据——“盖侯马久”铁印。

东安古城出土的“盖侯马久”铁印。李家澍 摄

任相宏认为，从时间上看，“盖侯马久”铁印应为西汉盖侯王信时期的烙马印，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可以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无疑。

正像今天东安古城所在地“东安村”的村名来自于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所提到的“盖”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虽然“盖侯马久”烙马印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由此确定东安古城就是商代的“盖国”所在地。

既然能确定东安古城即是商代的“盖国”，而“商盖即是商奄”在学术界已无争议，那么东安古城就是商奄的推论应该问题不大了。

“考古学家就像侦探一样，既要重证据，又要从发掘现场和文献典籍中找到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任相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