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县志》的历史由来

国有其史，邑有其志。作为古宣州望县、明清宁国府六邑之一的南陵县，其修志的历史由来已久。历代修志者都尽量秉承着“完备、信史、公正”的原则，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多加探访，厘正舛误，经千百年接续终形成卷帙浩繁的邑志。

历代留存的县志于今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今人研究县志时多厚今薄古，就南陵旧志而言，关注度最高的当属民国《南陵县志》，这固然和该版县志编辑者本身的知名度、县志内容和体例的完善度有关，另外的原因是该版县志为南陵旧志中距今年代最近者且是各大机构收藏最多的版本。相较而言，早期的县志流传度及关注度较低，往往是作为古籍善本藏于研究机构深闺之中未为人知，所幸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近年来正按部就班推进古籍影印及电子化的相关工作，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能一睹善本之容貌。笔者通过相关途径查阅了南陵早期的两种县志——顺治《南陵县志》和雍正《南陵县志》，自觉资料宝贵，因而不揣谫陋，就南陵旧志的存殁情况及该两种稀见县志的体例和内容方面简作分析，敬请诸方家斧正。

一、南陵旧志存佚情况简述

雍正《南陵县志》卷首序言中明确提到：南陵县志创修自宋朝淳熙年间的县令郭峣，后来明嘉靖七年（1528）县令俞昌言（福建莆田人，举人）奉郡檄督修南陵县志，“取郭稿编辑之，弆缮本于邑人之家”，但此次未行刊刻。嘉靖十二年（1533），浙江慈溪进士钱照（字叔初）任南陵县令，其在就任之初就留心南陵修志之事，钱令在俞稿基础上“考证成书，付诸剞劂”，也就是说，钱志最终是有刊刻的，系十卷本，可惜今已不存。俞、钱二志虽然在历史上只流传了百余年的时间，但在嘉靖《南陵县志》修成的数年后，即嘉靖十五年（1536），十卷本的《宁国府志》（黎晨修、李默纂）也修成了且保存至今，要知道府志在修的过程中各县的官员、文人均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很多资料在审核采用后都是原文摘录的，少部分会有删改，嘉靖《南陵县志》略早于嘉靖《宁国府志》，钱照任府志同纂之一，可以说嘉靖《南陵县志》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府志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府志和县志同修这一良好传统后来延续了数百年，如：万历《宁国府志》（存）和万历《南陵县志》（佚）；顺治十三年（1656）倡修《宁国府志》（府志未编成，今国家图书馆有残本顺治《宣城县志》），顺治间南陵则修有四卷本的县志（修于顺治八年，成于十三年，今存卷一、卷四）；嘉庆间修有《宁国府志》（存）和《南陵县志》（存）。

当然，府志和县志的纂修时间也有不同步的情况，如康熙《宁国府志》（存）、雍正《南陵县志》（存）、乾隆《宁国府志》（存）、民国《南陵县志》（存）等。纵观宁国府的历史来看，从道光朝开始到光绪年之前这段时间是修志的低迷时期，这和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太平天国势力和清廷地方团练的拉锯战造成了宁国府人口耗损，元气大伤，文脉断裂之祸，可以说影响至今。

历史的创伤需要花费百年的时间去弥补，甚至更久。

旧志的编修人在修志的过程中，通过文字的形式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总结、回顾，更是对修志之时的新气象、新形式、新观念的凸显。这些不仅仅是体现在编修体例的变更和对以往地方史料的增删之上，微观之外更在于总纂人对志书的总体把握，即宏观定位。旧县志基本是采取县令挂名主修，另行物色当时的领军人物为修纂之人，如顺治《南陵县志》、雍正《南陵县志》、民国《南陵县志》等，也有县令兼任纂修，如嘉庆《南陵县志》、光绪《南陵小志》等。

除去今人于上世纪编修的新志，现查阅史料将已佚的和现存的南陵县志分列如下：

（一）已佚县志五种

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春谷志》（卷数未知），郭峣修，佚。（习称“郭志”）

嘉靖七年戊子（1528）《南陵县志》（未刻），俞昌言修，崔云（复姓许）等参照郭志辑补。（称“俞志”）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南陵县志》，十卷，钱照修，以俞本考证付梓。（称“钱志”）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南陵县志》，三卷，沈尧中修，许梦熊等纂。（称“沈志”）

同治八年己巳（1869）《南陵续志》（未刻），蔡卓人修。民国《南陵县志》卷末叙录载，光绪《安徽通志》中数十则资料备注取自《南陵县志》，因其时间在嘉庆徐志之后、光绪宗志以前，通志中取自《南陵县志》的资料系出蔡卓人所修《南陵续志》。（称“蔡志”）

附：据雍正《南陵县志》卷首旧序中所载嘉靖七年十二月崔云所作序言可知，弘治年间本县亦有修志之打算，但最终未能修成。

（二）现存的南陵旧志五种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南陵县志》，四卷（今存卷一、卷四），杨必达修；秦凤仪纂修，许允成、何天骏、刘弘基、何一化、刘笃生同修。（称“杨志”）

雍正四年丙午（1726）《南陵县志》，十六卷，宋廷佐修；汪越、沈廷璐、陶性、刘焘等纂。（称“宋志”）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南陵县志》，十六卷，首一卷，徐心田纂修。（称“徐志”）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南陵小志》，四卷，首一卷，宗能征等纂，因奉调离去，全书未成，只编成舆地、职官、列女、艺文四志，故称“小志”。（称“宗志”）

民国十三年（1924）《南陵县志》，四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余谊密修，徐乃昌纂。（此为南陵最后一部旧志，按惯例称“余志”）

南陵旧志的集大成者是民国《南陵县志》。

二、两种稀见的南陵县志

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南陵县志》

顺治《南陵县志》（存卷一、卷四）仅藏国家图书馆。该志修于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三年（1656）告竣。《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册及第352册详细介绍了该志，“二册。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笔者查阅该志影印件可知，该志卷前有杨必达《修南陵县志叙》一篇（卷首有收藏机构“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序中历数前代修志的情形，并谈及顺治间修志的背景。另有邑人进士秦才管序一篇。在目录之前有县治、县境、山川、圩坝等图，对南陵早期地名考证而言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后有修志凡例一篇（计十条），并列修志人员名录。

该志目录如下：

卷之一，建置（历数南陵自周朝至清初沿革）、星野、形势、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坊里（坊四、乡九、会四）、户口（自明洪武十年至清顺治十二年南陵丁口数统计）、田赋、圩坝、湖塘（湖九、塘一百六十二）、陂堰（陂十、堰四）。

卷之二，官次、城池、防御、仓储、铺舍、学校、祠祀、寺观、桥渡、官师、循良、师表、选举、乡献、宦业、孝友、忠烈。

卷之三，懿行、文学、武功、贞节、貤恩、隐逸、义民、流寓、外教、古迹、杂志、艺文。

卷之四，艺文。

顺治《南陵县志》虽然只有四卷，但总体篇幅并不小，就实质内容而言已经具备县志编修所要求的完备性。惜卷二、卷三佚失，除目录以外无从得见其正文内容。卷四《艺文志》共收录文章近六十篇（未见诗词，疑诗词部分存已佚的卷三《艺文》之中），有多篇文章未见后世续修县志，因此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特将相关文题著录如下：《革除里排碑记》、梅鼎祚《半闲亭稿序》、戴新《刘仲开联捷窗稿序》、秦凤仪《袁兵宪德政序》、戴新《堂室诔编序》、王应麟《双寿荣封诗册序》、丁明登《穜庄熠语叙》、刘有源《岑蔚园诗稿叙》、王自谦《梅令政迹记》、钱照《县令张公梅江去思碑记》。

天津图书馆所藏雍正《南陵县志》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第二十二册收录有雍正年刻本《南陵县志》十六卷（首一卷），该志主修者为南陵知县宋廷佐。宋廷佐号翼庵，奉天人，“谦和下士，善政宜民”，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任南陵知县。编纂者有汪越、沈廷璐、陶性和刘焘等人。据卷首宋廷佐序文记载，该志于康熙六十年（1721）夏开局，雍正四年（1726）丙午十月告竣，历时五年有余。

笔者检阅雍正志原件影印版，发现该志有七百整筒子页，半叶九行（列），每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单鱼尾，现将该志内容简述如下：

卷首：宋廷佐序、凡例、南陵图考（县城治图、地界图、山川图、圩坝图等四幅）、目录、纂修姓氏、旧序（黄裳、崔云、邵烨、毕锵、沈尧中、许梦熊、杨必达、秦凤仪、秦才管、许允成等十人所作序言）。

卷一：疆域（形胜附），记载了城区四坊，全县九乡（统都三十七，里八十一），四会（戴家会、石家会、新会、何家会等）。

卷二：建置沿革、星野（祥异附）、城池（防御附）、山川（桥渡附）。

卷三：水利、风俗、户口（老人附）。

卷四：田赋（物产附）。

卷五：职官、选举。

卷六：公署（铺舍附）、学校（书院附）、祠祀（寺观附）、古迹（邱墓附）。

卷七：名宦、貤封、孝义。

卷八：人物。

卷九：列女。

卷十：流寓、隐逸、仙释、方技。

卷十一至卷十五：艺文。

卷十六：附记、跋。

综上，顺治《南陵县志》和雍正《南陵县志》因其稀见性，目前在学界及民间的流通程度不广，但此两本志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怎么利用好、发掘好其中的价值则是我们文史工作者需要作出长久努力的。笔者撰此文期引起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