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可抗疫？清代岭南槟榔是如何传入湖南的

2017年10月26日，海南万宁一槟榔加工厂，农户正在整理刚收购的槟榔。（视觉中国/图）

岭南地区嚼食槟榔的习俗，与其药用价值有极深关系。湖南湘潭人嗜食槟榔，最初也是出于治病抗疫需要，只是一旦形成习惯就不能停。湘潭为清代岭南槟榔北上的主要集散地。乾隆四十四年至同治二年的几次湘潭大疫，促成了嚼食槟榔的习俗。据业内传说，引进槟榔的关键人物是湘潭知县白璟，白璟之父白为玺曾任广东英德知县，这是岭南槟榔被引入湘潭的特殊机缘。

辟瘴即是防疫

槟榔的药用价值，古人早有认识，东汉南海人杨孚《异物志》已记载食槟榔可以“下气”助消化，此后有关槟榔可以下气、消胀、驱虫、辟瘴、治疫的文献记载，层出不穷。湘潭大学张恩迅、申玲玲《瘴气、瘟疫与成瘾：地方社会变迁中槟榔食俗的传播与重构》一文，全面梳理了历代有关槟榔药用价值的论述，并指出：“唐宋时期槟榔是伴随中央政权开发岭南的除瘴工具，清（代）民（国）时期槟榔是见证近代中国商贸网络发展与地方社会变迁的治瘟药材。”此处的“治瘟”“除瘴”，换言之就是防疫治疫。无论是闽粤还是湖南，嚼食槟榔，最初的正当理由是防疫治疫，这并不排斥一些人为寻求快感、出于礼仪需要而食用槟榔，三者可以同时并存。

古人多用药用植物辟瘴防疫，明末清初有人传播吸烟可以辟瘴的说法。清代湘潭文人朱声亨写过一篇《蔫说》：“吕宋产蔫叶，剉而吸之，谓能辟瘴。”湘潭人把烟叶叫做“蔫叶”。该文认为，吕宋烟在清初传入福建，很快就风靡全国，但最初人们吸烟的理由是“辟瘴”。朱声亨对吸烟的危害有深刻认识，指出“蔫之害与鸦片埒”。（何歌劲辑注《湘潭历代文赋选》下册第504-505页）值得注意的是，烟草与槟榔都能成瘾。正如清廷把鸦片称为“洋药”，烟商、槟榔商人强调药用价值，是要消除人们对成瘾性食品的心理障碍。

嚼食槟榔能成瘾，浪掷金钱，与明清时期儒家价值观相违背。湖南社会长期崇尚节俭，主流文人对此十分排斥。湘潭知名学者罗汝怀就觉得嚼食槟榔浪费钱：“盖潭人之于槟榔，虽孩童时用咀嚼。尝闻之人云，其壮盛时日需百钱，而一家终岁之费，常在二三十缗，不亦傎（颠diān）乎？”（《罗汝怀集》第262页）

经营槟榔的商家，必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抵挡儒生阶层的批评，诱人消费，治病、防疫就是最正当的理由。现代医学普及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南方各省存在“瘴气”，岭南、湖南、贵州等地都曾被认为是“瘴区”，感染“瘴气”经常可以致命。那么，吸烟、嚼食槟榔，如果能辟“瘴气”，正当性就无可置疑，毕竟保命还是第一位的。

乾隆四十四年湘潭大疫，知县白璟用槟榔治疗居民的“鼓胀病”，由此形成嚼食槟榔习俗，此后历经几次大疫而全面普及，这个解释似最为合理。乾隆朝两部《湘潭县志》还没有提到槟榔，嘉庆《湘潭县志》则明确记载“槟榔、蔫叶，所在酷嗜”，可证明此俗形成于乾隆朝晚期与嘉庆朝前期之间。

曹雨《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书影。

湘潭知县白璟的推动

青年学者曹雨《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一书，尝试对湖南湘潭嚼食槟榔习俗的由来做新的解释。他综合各方研究成果，揭示湘潭既是米市也是药材集散中心，同治年间槟榔存货充足、湘军回乡促使消费能力提升。岭南槟榔北上的陆路贸易，原本有东线（经江西）、西线（经湖南）两条线路，太平天国战争使东线受阻，湘潭的商业中心地位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得到强化。岭南槟榔越岭而北，都先聚集到湘潭，再分销各地。

曹雨将目光聚焦于1864年湘军遣散一事，在书中下了这么两个结论：“湘潭地区嚼食槟榔的习惯，很有可能就是这两股力量——积压了槟榔的商人和持币待购的退伍士兵——共同推动而形成的。”“湘潭嚼食槟榔习俗大兴于1864年至1880年间，在此期间湘潭并未发生过大范围的瘟疫，因此嚼食槟榔避疫的传说不是历史事实……”曹雨挑选了光绪《湘潭县志》记载的疫症空白时段作论证，但嘉庆《湘潭县志》记载嘉庆前期湘潭槟榔消费已十分盛行，这个记述被无视了。如果一定要考虑遣散湘军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退伍士兵只是将槟榔食俗传播到湖南各县。

《湘潭县志》关于槟榔食俗的记载。

王闿运总纂、光绪十五年刊行的《湘潭县志》，是研究湘潭槟榔食俗的基本史料。该书卷九《货殖》称：“广商则银朱、葵扇、槟榔为大，家日剖数十口，店行倍蓰焉。……计每日得百钱之利，月当糜钱五六百万，如此岁费钱二百余万万……为费甚矣。”银朱、槟榔是以药材身份来到湘潭，只是槟榔的成瘾性使消费者一经接受即甚难停止。王闿运作为本地文人领袖，对槟榔消费十分厌恶，他在县志序文中抨击“槟榔之费，拟埒稻粱”，意谓湘潭人买槟榔的开销与粮食开支差不多相等。职是之故，王闿运在志书中，只谈槟榔生意规模，不乐意探讨湘潭槟榔消费的起源。

笔者认为，湘潭槟榔消费习俗，是清代几次大疫所推动，关键年份则是乾隆四十四年。光绪《湘潭县志》卷九《五行志·疫》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大疫”“道光十六年四月大疫” “（道光）二十二年大疫”“同治二年七月疫”。乾隆四十四年为1779年，这是槟榔食俗在湘潭形成的关键年份。

湘潭槟榔业元老黄俊良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乾隆四十四年大疫，许多居民患鼓胀病，吃药无效。县令广东人白璟，谙医理，明药性，将赴任带来的药用槟榔分给患者嚼之，嚼后均觉腹部舒服，再多次嚼之膨胀消失，病痛解除。尔后，原患者嚼之，未患者也随之而嚼，习惯逐渐形成，“不过那时把槟榔当作一种药物。”（黄俊良：《我所知道的湘潭槟榔业》，载《湘潭文史》第12辑）黄俊良自1926年入槟榔店当学徒，他所了解的白璟事迹，属于业内共同记忆，不可忽视。周大鸣、张恩迅、申玲玲等学者，因发现白璟籍贯奉天而怀疑业内传说的真实性，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有留意到白璟与广东的渊源。

白璟字希宋，号璞斋，奉天镶白旗汉军旗人。他在湘潭知县任上，自撰《燕喜亭碑记》一文称：“予奉家慈就养于署，时勖予曰汝父宰英德，有善政……”（嘉庆《湘潭县志·艺文》）也即白璟的父亲当过广东英德县知县。查道光《英德县志》，乾隆十五年至十九年的知县白为玺，镶白旗人。据此可大体确定，白为玺就是白璟的父亲。官员眷属多随任居住，白璟应在广东居住过，由是被误会为“广东人”。笔者认为，正是他们父子在广东的经历，使白璟在湘潭大疫、“鼓胀病”流行时，用从广东带来的药用槟榔给居民治病。王闿运对白璟有成见，或者就是因他引入槟榔一事而起。在《湘潭县志》官师传里面，王闿运议论白璟施政“稍任己意，或有所偏颇，至今论者异同”，在《五行志·疫》“乾隆四十四年大疫”下面，王闿运写上“牧令主其休咎也”，表明他对白璟非常不满。

道光十六年（1836）、二十二年（1842）、同治二年（1863）湘潭又发生几次大疫，促成槟榔食俗在湘潭真正普及。湘潭人嚼食槟榔习俗的形成，供货充足只是充分条件，几次大疫的发生才是必要条件，而习俗形成的关键人物则是知县白璟。湘潭槟榔食俗，于乾隆四十四年得白璟的提倡开始形成，经过几次大疫进一步普及，而有关槟榔辟瘟防瘴的传统医学学说，则将二者成功串联起来。现代医学证明，嚼食槟榔有引发口腔癌的危险，至于其防疫作用则见仁见智，但古人是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