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炒的豆腐干

■ 刘庆鹰

一

最近，上海一家研究食谱的媒体派人采访我，要我谈谈最喜欢的黔菜，我想到了母亲炒的豆腐干——那是我记忆中最香最美的黔菜！

我出生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是在苦难中长大，在拼搏中成长的。70年前的1953年4月7日，我呱呱坠地，当时父亲被极“左”路线伤害得心灰意冷，他看着我无奈地对母亲说：“看来，这娃儿我是没能力管了，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由他去吧。”两年后也就是1955年“六一”儿童节，父亲去世。

父亲走了，却苦了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压在她单薄、柔弱的肩上，她顽强地拖着一大家子人苦熬生活。

二

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月才能吃一次咸肉，豆腐和豆腐干就是上等的美食了，但价格仍贵且要豆腐票。那年月，我们家最奢侈的食品就是母亲炒的豆腐干，味道真是太香、太好吃了，每次那几乎没有油汁只有咸味的豆腐干到了我嘴里，我都慢慢咀嚼，让豆腐干在我嘴里多待一会，舍不得咽下。

我8岁加入少先队时，要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墓前举行入队宣誓仪式，班主任要求穿白衬衣，可家里买不起，但这没有难倒智慧的母亲。她拆了面粉口袋给我拼做了一件白衬衣；布不够，荷包用了另一块白布。由于荷包的颜色与衣服的颜色不大协调，我又哭又闹，怎么也不穿，母亲震怒了，厉声道：“你太不像话，就这件衣服我也是费了好多脑筋才想出来的。笑脏不笑旧，我们穷要穷得硬朗。人生曲折得很，你这点事都经不起，以后怎么办？”接着，母亲又放缓声调，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听话，把衣服穿上，回来我炒豆腐干给你吃。”一听有豆腐干吃，我马上顺从地穿上了那件白衬衣。一抬头，看见了母亲眼里盈盈的泪光。

当天晚上，我回忆起白天在邓萍将军墓前宣誓入队的一幕幕，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想到每期都读的《中国少年报》，一个念头冒出来，何不把白天入队的情景写成稿子寄给《中国少年报》呢？于是我一个骨碌起了床，很快写了一篇《红军山入队记》。投出去怎样才能引起编辑的重视呢？我联想到正在上演的电影《鸡毛信》里游击队长把一封贴着三根鸡毛的信交给儿童团长海娃，告诉海娃这封信上贴了三根鸡毛，象征着十万火急，万万丟不得，必须亲手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这精彩的情节启发了我，我想要是我在稿件信封上贴上三根鸡毛，不是会让《中国少年报》的编辑在成堆的稿子里一眼就能看见我的稿件吗？于是我用牛皮纸做了一个大信封，从邻居家公鸡身上拔下三根鸡毛，用细线将鸡毛紧紧缝在信封上投进了邮筒。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中国少年报》一到学校，我就悄悄紧张地翻看。可一直是失望，直到第23天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中国少年报》编辑用毛笔写的来信，信上说：“刘庆鹰小朋友，你的鸡毛稿件太有意思了，我们全体编辑都夸奖你的奇思妙想呢，你真是个肯用心、善于动脑的孩子。只是你的稿件只写了入队的过程，没有描写入队时你和同学们的细节和思想，还达不到刊登的要求。但我们相信你这么机灵，只要加强学习和思考，一定会赶上去的，此特聘请你为《中国少年报》通讯员。”

由于我是全校第一个给《中国少年报》投稿的少先队员、又是全校第一个《中国少年报》的通讯员，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从那以后，我涂涂划划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坚持写作到现在。投鸡毛稿件的事，在2011年11月4日，《中国少年报》纪念创刊60周年时，我应该报邀请到北京作大会发言，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敬一丹女士的专访。

那天，我从学校刚到家，母亲就一把搂着我，亲热地说：“乖乖，我的好儿子，大队辅导员都把《中国少年报》的信给我看了，大人都想不到在信封上缝上鸡毛，你想到了，真不简单！”晚饭时，母亲炒了我最爱吃的豆腐干，而且是一大碗，并破例同意我可以一顿全部吃完。

三

母亲是语文老师，也是图画老师，画得一手好国画。她的工资要支撑三代人的生活，入不敷出是常态，想到农民喜欢在家里贴上有老虎的画避邪，她就画了一张张栩栩如生的大幅老虎画，让我在乡场上去和农民换东西，补贴家用。为什么让我去呢？基于那年头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把国画看作是“封资修”的东西加以限制，而教师去卖画属于投机倒把，要被打击，我还是个孩子，容易躲过“市管会”人员的眼睛。这样，我常常把老虎画摆在离乡场约里把路的场口（场口“市管人员”基本不去），农民一把干笋子、两个鸡蛋、几个水果就可换我一幅画。但换得多的主要是干笋子。我清晰地记得，每次赶场回家，母亲清理收获的东西时，总是要边淌泪边连声念道：“孩子，苦了你了，可这些东西对家里的日子是要紧的帮衬呀！”那段时间，家里的物资有了点底子，母亲就用干笋子给邻居换豆腐票，我就能经常吃到母亲炒的豆腐干了。但这样的好日子也很短暂，母亲画虎易物的行为不知被谁发现了向上级揭发，有关领导找母亲谈话，严肃警告并予以坚决制止。

四

这个时候，我姐姐又随上山下乡的潮流不得已去湄潭县永兴区杨家坪公社当知青。学校也搞起了“停课闹革命”。不久，杨家坪公社有知青带信来，说姐姐生病卧床不起，母亲急了，要带着我去100多公里外看姐姐，但只买得起一张客车票。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晚饭时，母亲给我炒了一碗豆腐干，看着我狼吞虎咽吃完后，告诉我：“这豆腐干是给你打气、鼓劲的，你明天就走，步行去90多公里外的永兴吧，我三天后坐客车来，我们在永兴汇合，再一起走20公里去你姐姐的知青点。”我一听，母亲这么信任我、看重我，便兴奋起来，第二天一早，就上了路，晚上就寄宿在路边的农民家，三天后我在永兴客车站接到了母亲，母亲见到我，有些喜不自禁，拉着我的手说：“好哇，我儿子能干呢，长成男子汉了！”

五

的确，我是长大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辍学去修遵义八五厂的2314专用铁路。有一天，我们修铁路民工驻地旁的村寨里，一位农村妇女因与丈夫吵架，想不开，丟下一对儿女在密林中上吊自尽了。不知谁出的主意，没有任何业余生活的工友们便你一角我一角的凑钱，白天大家在妇女上吊的那棵树上用铁丝绑上5元钱，放话看谁的胆子大，晚上12点后只要单身进入密林，从树上取下铁丝，那5元钱就归他了。我想，5元钱该炒多少碗豆腐干啊！于是，晚上12点多钟，我壮着胆子，打着电筒，走进漆黑的树林。翻坟山时，我环顾阴森、静寂、荒凉的山野和高高低低的一座座坟茔，越来越害怕，一路跌跌撞撞，终于找到那棵树，拿出钳子，剪断铁丝，如愿以偿。

星期六晚上，我从工地回到家，一进门就把5元钱塞给母亲，惊喜中的母亲听我把钱的来历说完后，脸一下子阴沉下来，说人家死了人，又是非正常死亡，心里会有多痛、日子会有多难，你们却拿这事当乐子，凑钱练胆子、看热闹，这对那家人是雪上加霜呀……我们家是缺钱，但不缺这5元钱，你明天把钱送到死者家里去，给人家道歉，记住，做人要雪中送炭，特别在别人困难时。母亲的心明亮如灯。我静静地听着，默默地对着母亲点着头，第二天一早就把5元钱送到了逝者家。当看到那家老奶奶双手合十对我表示感激时，我才更深地感念于母亲的教诲和良苦用心。

六

人不可能一直倒霉。

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平反昭雪。我们家状况也日益好转。尤其是1991年，贵州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20位候选人中我得票14万多张，名列第4位。拿着刊有评奖结果的报纸，我飞快回家，向母亲报告这一喜讯。母亲开心地笑了，笑得那样舒坦，我强烈地感受到她的欣慰与满足。当我用电话一一向亲朋好友传递喜讯时，一旁的母亲脸色骤地严肃起来，她慢慢按下电话，轻声柔语道：“电话不要打了，评选上的确不容易，但犯不着这般忘乎所以。你想想你究竟干出多少成绩呢？贵州经济相对落后，年轻人容易出名，但出名后把握不好就可能走下坡路。你应该多看看那些落选人的长处，再看看自身的短处。”母亲停了停又说：“你小时候太苦了，这几年又太顺了，要明白是组织和大家把你托起来的。据我观察，你心眼不错，脑子也好用。但最大的毛病是有点成绩容易翘尾巴，这个要不得，终生都要注意警醒。遇到好事要低调。”母亲一席话，响鼓重锤，让我豁然开朗，感到一种心灵的净化，特别是“容易翘尾巴”击中我的要害，说得我低下脑袋，很不好意思，脸红起来，原打算在贵州饭店邀约朋友喝顿酒庆贺一番的想法也打消了。后来，还是母亲炒了我最爱吃的豆腐干，又在饭庄点了几个菜，一家人聚在一起贺我当选“贵州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七

1992年7月15日凌晨3时30分母亲因病辞世，享年83岁。她灵柩停放的三天，先后有上千学生为她送行。

大家都说母亲几十年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为人师表的行为就像她的名字李雪樵那样，如雪中樵夫一样顽强、坚韧。

母亲走后30多年间，我因公、因私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足迹也遍布祖国各地，在境外的中国城吃饭和在国内的饭店吃饭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点一份炒豆腐干，以寄托我的豆腐干情结，表达对母亲深深的缅怀之情。今年4月7日，过70岁生日的我，面对满桌佳肴，我在寻找，寻找母亲亲手炒的豆腐干。可这再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