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芋饭过年

本文转自：铜仁日报

我在灶房的烟熏火燎中长大，灶房是温暖的，火热的，也是流泪的。这块家里最忙碌、最暖和的烟火之地，承载着我无数抹不去的记忆。

每个寒暑假的早上醒来，那个塑料闹钟都会把时针指到让我惊慌的“10”，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地起床砍柴、烧火、煮饭。灶头是灶房的核心，在这个核心面前我用柴刀，火钳和柴火涂满了整个少年。

我讨厌做饭，也喜欢做饭。讨厌是因为家里的柴火总是未干透，半干半湿的柴火最难燃起来，而且烟也很大，稍不注意，那好不容易燃起来的柴火就在灶里熄灭，灶里跑出来的浓烟，每次都熏得我眼泪长流，我曾一度怀疑我的眼睛会被它熏瞎，每次火熄灭时，我都会一边流着泪，一边拿起火钳对着灶膛一顿乱打乱捅，等发泄完了，又默默地找来引火柴，把它重新烧起来。

当然，快乐时光是在大人还没回来，自己已经把饭做好的这段时间。这时，灶里还有一堆燃得正旺的炭火跟“指拇灰”。我偷偷从仓里抓一大把带壳的干落花生出来，丢进灰里，等上几秒，落花生就会冒出一阵青烟，外壳开始着火时，赶快刨出来，用火钳轻轻一敲，花生米就从壳里滚了出来。把那还烫嘴带着糊香的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嘎吱嘎吱”，满嘴都是香味，既解馋又好吃。

记得有一年干旱，好几块田里的稻谷都没有收成，父亲在工地打了大半年建筑，工钱却一直结不到，唯一要到的几百块钱，还是因为弟弟放牛摔断了手臂才要到的医药费。

那一年的印象特别深刻，母亲脸上的笑容减少了很多，而我讨厌的杂粮饭却一顿都没减少，看着每顿饭里掺杂的苞谷沙和红苕，我的笑容也跟着母亲减少了，甚至过年那天，年夜饭里都被母亲掺杂了洋芋。

坐在灶前烧火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做洋芋饭的每一个动作。

她把煮好的米用筲箕沥起来，把锅洗干净后叫我往灶里添把柴。然后转身从灶背后的油罐里舀一勺猪油出来，往锅底抹几下，锅底就油亮油亮地冒起了青烟。把切成颗粒的洋芋往锅里一倒，“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在厨房响起来，撒上盐炒几下，把沥好的米倒进锅里，冷水倒下去并迅速盖上锅盖，接着就是火候的事情了，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一些从锅盖下偷跑出来的水蒸气掠过母亲的头顶，把黑黢黢的灶房蒙上一层薄雾，我就在这样烟雾缭绕的灶房里，看着母亲把她那一头乌黑秀发渐渐地涂染了苍白。

等所有的饭菜端上桌时，父亲会在堂屋给祖宗烧纸，倒三杯烈酒给祖宗敬上，然后叫我和弟弟作揖磕头求祖宗保佑。做完这些，才是一家人一年到头最隆重的晚饭。

那一年菜品其实并不多，母亲为了凑够盘数，把好几个菜都装成两盘，这样就有了满桌子的菜肴。

我记得端上桌子的还有一个油海椒，那个油海椒是拌洋芋饭的绝配，母亲把切成碎末的葱姜蒜倒在装着海椒面的碗里，浇上刚烧好的菜籽油，就见碗里“滋啦滋啦”地冒着热气与青烟，撒上盐淋点酱油，搅拌均匀后，就是一碗香喷喷的油海椒。

那晚，我用油海椒拌着洋芋饭吃了好几碗，洋芋与辣椒混合的味道仿佛有魔法，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不愿散去。

吃完饭，母亲忙碌着洗碗收拾灶房，父亲则坐在伯父家开始等春晚，母亲刚收拾好，伯父家那台黑白电视机就传来了那句经典的开场白“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时候，大人们就没有时间来管小孩了，村里的小伙伴们会不约而同跑到大坝子上放刮刮炮。

隔壁哥哥胆子更大一些，他从家里偷偷拿了好几个“大炮”出来，在昏暗的大坝子里，我们围着他，他把一个“大炮”插在一堆牛粪上，等他用燃着的香把那根不长的引线点燃时，一群人才疯叫着跑开。好几个小一点的弟弟跑不快，等“砰”地一声炸响后一切都晚了，我弟弟也是其中一个，他们带着一身的牛粪哭着，各自跑回家去告状。

那晚，我跟隔壁哥哥也哭了：除夕晚上被打，大人们说那叫“封印”，如果是大年初一被打，就叫“开封”。我母亲说：还好你是“封印”，要是“开封”，你一年到头都被打，用她的话说来，我还应该庆幸。

在一句又一句“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声又一声炮响声中，小伙伴们哭着笑着，一岁又一岁长大了。

如今的年夜饭中，再也没有了洋芋饭，但做年夜饭的新灶房里，母亲的身影依然忙碌着，只是她的身边多了好几个帮手，媳妇忙着切菜，孙子围着灶头问猪尾巴怎么还没熟，父亲还是坐在电视机前，不过是自己家的大彩电。

隔壁的哥哥又在放炮了，只是他再也没有找到当年那堆牛粪。

至于我，还是在灶房外砍着柴，只是挥刀的手，有了使不完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