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不做事的原因是什么？

说起“清谈”，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空谈、扯淡、吹牛皮等词，进而我们还会想到“清谈误国”。看，吹牛、扯淡都到了“误国”的严重地步！这也难怪，“清谈”在国人的耳朵里一直是个很不中听的词。

被视为辞书界权威的《新华词典》，是这样解释“清谈”含义的：

“清谈，指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崇敬虚无，空谈玄理的一种风气。后也称那些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言谈为清谈。”

另外一部《现代汉语辞海》则解释为：

“清谈多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不切实际的谈论。”

南怀瑾（1918-2012）先生对“清谈”的看法是：

“世家大族们对于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手把麈尾，清谈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为时代颓废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主的三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便是如此这般所造成。”

近来比较流行的看法，来自台湾学者唐翼明。他是这么说的：

“（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清谈”来源于“清议”，而“清议”则缘于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的形势。清议也叫雅谈、正论，就是对现实人物进行品题。为什么要进行人物品题呢？

这与东汉的选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东汉选拔人才主要有两个办法，就是“察举”与“征辟”。所谓“察举”，就是地方政府根据国家需要，定期向中央朝廷推荐所需人才；所谓“征辟”就是国家所需人才，不经过地方官察举，而由皇帝直接下诏书征召。

如：你要保举某人做官，集中一群相关的人，谈谈你的理由，如果都同意了，就上报皇上。

汉末大乱，王纲解钮，造成了“清谈”风气的再度兴盛。然而，到了魏晋之际，特别是司马氏执掌曹魏朝政之后，政治环境日趋险恶。

史书上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在这种情况下，清谈或清议的内容就必然要发生变化。既然评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容易招祸，可是又实在封不住自己的嘴巴，于是，这些实在忍不住想要说话的名士们，就开始改变清谈的内容，不再对身边的张三、李四等具体人物评头品足，而是改为抽象地谈论君子或小人。如此一来，清议就从原来的“覈论乡党人物”，转变为

“口不臧否人物”。“清谈”

也由原先的具体人物评论，慢慢变成了不着边际的谈玄说虚，谈论的内容也由以前的儒家务实的学说，转变成为玄虚高远的老庄哲学。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而随着清谈向玄学的演变，它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距离，也就渐行渐远了。清谈在曹魏正始至西晋永嘉之际，终于盛极一时，其流风余绪一直延续，波及东晋南朝，清谈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由老庄而玄学，由玄学而佛学，进而出现儒玄双修、玄佛交融，甚或诸学杂糅，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北方的南朝学风。

魏晋“清谈”的核心内容，是所谓“三玄”。“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

除了“三玄”之外，清谈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还有：

（1）本末有无之辨；

（2）才性四本之论；

（3）自然名教之辨；

（4）言意之辨；

（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

（6）名家论理之学；

（7）佛经佛理；

（8）养生论；

（9）声无哀乐论；

（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

上述这些论题，有的是从“三玄”中提炼出来的，有些则是随着玄学清谈的不断发展，而增加进来的新内容。例如“佛经佛理”成为清谈的主要内容，就代表了玄学在南朝发展的新阶段。

那时参与清谈的人，在某方面都是有特殊本领的人，称为“名士”，相当于现在的网红。但要出身名门，这是因为魏晋南朝最重门第。一般人是进不去，也放弃非常称为名士。

“清谈误国”这句话，也是当时清谈名士们在“痛定思痛”之后的共识。

例如，素有“口中雌黄”美称的大名士王衍，在被石勒俘虏之后，石勒准备杀他，临死前他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这是王衍不打自招。

但是笼统地说“清谈误国”，将“清谈”一棍子打死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公正。如果“清谈”除了祸国殃民、一无是处，统治者绝对不会听之任之，而肯定要加以禁止。但实际上，不仅当时的许多执政者本身就是热衷于清谈的名士，就连皇帝有时也会兴致勃勃地参加清谈盛会。如东晋名相王导、谢安，二人都是国家的顶梁柱石，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清谈家，都有很高的清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