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北朝琅琊王氏，有哪些独特的家族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门阀时代，当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所谓的“门阀士族”世代为官，把持上层通道，其中以王、谢二大族为代表。

不过王谢二族实际上各有特色，谢家能文能武，王家则在玄学和艺术方面超越其它家族，那么王家有哪些独特的家族文化，又有哪些代表人物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一．由儒入玄的天下王门

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化以儒学为核心。魏晋以来，虽受到玄、释等多方面的强烈冲击，有时甚至被掩盖，却未能动摇其根基。南朝中后期，琅哪王氏家族先于其他世家大族完成儒学回归，从而使得其家族的“累世经学”，在隋唐时期得到较完整的延续。

琅哪王氏家族的儒学传统，可追溯到西汉时的王吉。《汉书·王吉传》记载，琅邪王氏先祖王吉，少时好学明经

“兼通五经，能为骆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

在汉代，能通五经的人屈指可数，王吉能通五经，可见他在经学方面的造诣。王吉把经学传授给子孙，以经学传家，《汉书》记载，王吉与其子王骏，皆以经明行修知名于世，祖孙三代以儒学得显名。

其后数百年间，琅邢王氏子弟未有载于史册者，直至汉末魏初时期的王祥。王吉至王祥，琅哪王氏家族虽经历了漫长的两汉时期，然其家族的儒家精神并未遗失。汉末魏晋时期的王祥和王览等人，身上带有鲜明的儒家士大夫印记。

王祥可是非常有名，是曾经进入过二十四孝图的人物。他“性至孝”，母亲早丧，继母对其多加为难，但王祥仍孝敬顺从继母，“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母丧，居丧毁瘁，杖后而起”。

后以徐州刺史吕虔别驾仕，在徐州多次讨破寇盗。曹魏时为皇帝钦定的“三老”，为帝师，这一官职须具各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深厚的儒学积累，后入晋，“祥与何曾、郑冲等誊爱笃老，希复朝见，帝遣侍中任恺语问得失，及政化所先”。

王导在政治上，怀儒家入世的精神，建功立业、仕途显达是其理所当然的目标。王祥在儒家伦理道德方面注重“孝”，其所行即是王氏后世子孙的榜样，逝世后训导子孙立身应以信、礼、孝、梯、让五者为本，即为儒学思想。

从王祥开始，王家的声势愈加显赫。王祥子侄辈多任治书御史、尚书郎、国子祭酒等较高的文官官职，这些官职都需要较好的儒学修养，这一时期琅琊王氏子弟，受到了较好的儒学的熏陶。

曹魏正始时期，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首开清谈之风。曹魏用人，唯才是举，又因国事纷乱，朝廷无暇奖掖经学，士人放浪形骸，奉老庄弃孔孟。

琅琊王氏亦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王戎开启了琅呀阵王氏由儒入玄之风尚，王氏子弟在思想、行为和风气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王戎为魏“竹林七贤”之一，有高超的人伦鉴赏力，备受正史名士阮籍的推崇。《世说新语·简傲》载：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与预焉’。二人交筋酬醉，公荣遂不得一括，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

阮籍欣赏王戎的坦诚真性情。《世说新语·任诞》载：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椽。长史云：‘谢椽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孰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阮籍称王戎为“俗物”，按其家世而言，王戎儒家思想深厚。王戎所表现的玄学精神，显然是未能撼动其深厚的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政治情结，正是此情结让阮籍取笑其免不了“俗”。

王戎积极投入俗世追名逐利，在东晋出仕，宦途通达，直至司徒。

其一生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征伐东吴，平吴之后，治理新附之地，他能不避降官之嫌，荐任石伟，安抚吴地民心，巩固了西晋王朝的统治。

这时，儒家平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主导着他。但王戎接受的儒家思想，只是入世进取功名、以求荣宠富贵，传统伦理道德并不完整。

西晋后期政治混乱，王戎倚重全身保命的老庄哲学，唯以“求安之计”为上策。在八王之乱中，他“随帝还洛阳”，在危急混乱之中独自逃跑，为自身利益甚至与当朝奸相通婚，无视国家。

王戎早年很有名士风神，后获得高官厚禄，却蜕变成苟媚容迹之徒。王戎后期身处乱世，利用道家保身的处世哲学，圆滑地周旋，来保护个人利益不被侵害，全无辅佐圣君、匡世立业的儒学心志。

王戎这种怀儒家入世精神，在混乱中以道家思想，来求自身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琅哪王氏子弟，王衍、王澄即是鲜明的例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哪王氏先祖王祥、王览以“孝梯”知名于世，在政治方面也颇多建树，整个家族儒学文化浓厚。魏正始后，琅哪王氏受当时社会玄学风尚影响，下氏子弟多沾染玄风，干戎、干衍和王澄等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他们虽在某些方面还随顺名教，以儒家出世之心入世，但不婴世事，并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良臣，而是利用道家保身的处事哲学，来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利益。

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圆滑处世，利用玄学风尚搏得高名，获得高位，也使得琅哪王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提高了其家族地位。

二．名道实儒的王氏文化

琅哪王氏子弟移居江左（今天江苏一带）后，对王衍、王澄等人“不婴事世”的行为进行反思。

《世说新语·言语》：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遥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脐服;文王盯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王羲之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对清谈有如此深刻之反省，可见先辈的教训深刻。东晋琅哪王氏家族，在生活中仍受玄学影响，慕名士风度，好清谈之风。

但在政治方面，王氏子弟则受儒家思想影响，积极入世、务实进取，褪去了“不婴世务”的道家哲学。

《世说新语·言语》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样!”皆相视流泪。王导啾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永嘉之乱后，江左前景未卜，士族渡江，东晋新建，晋室偏安一隅，当其他士族望故土感伤流涕之时，王导提出要“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务实积极建功立业的气魄，远高于当时大多南渡的士族。

不同于西晋时期的王衍之徒，王导不仅有以匡扶天下的儒家心志，更有政治才能。

王导所处时期，政局外交内困，《晋书·庚亮传》：“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王导以道家“无为之治”来治理东晋政权。

王导的这种政策，可以说是外道内儒，其出发点是儒家思想“戮力王室”的信念。

王导以清简为政，同时也注重儒家的伦理教化。东晋初官学废弛，王导为稳固东晋政治基业，上书晋元帝修建学校，恢复秩序，兴学校、敦教化、修礼乐，奏请选拔儒士，设置五经博士，以礼乐来教化人心，引导社会人伦秩序。

初渡汪左，琅哪王氏子弟大多玄礼兼修、积极务实，一改西晋时期王氏子弟不以经国为念。因王导、王敦的努力，东晋初期，琅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后因王敦叛乱、王导逝世，王氏家族受到晋室和其他士族的压制。在这一背景下，琅娜王氏家族的主流文化下出现了两个分支，以王羲之和王彪之为代表，分别重玄学遁世和儒家礼学。

王羲之的思想主要是玄学清谈的名士风度和关心国政的儒者情怀。《晋书》记载其事迹多涉及清谈和政治活动。《晋书·王羲之传》载：

“时太尉都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工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率性自然，不同于西晋名士的纵态诞妄。与元康名士“不婴世务”不同，王羲之反对玄学虚诞误政，他曾劝诫谢万北征不可虚诞用事，然谢万未听劝告，因矜高自傲丧失军心，最终狼狈败北。

王羲之清谈的风气并未渗透其为官理事，虽未官至内廷要职，但他怀有济世爱民的儒家精神，在其辞官之前，他关心朝政，洞察百姓疾苦，贩济饥民。

王羲之信奉道教，道家的淡泊自足、逍遥遁世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

王羲之在会稽时，与谢安、孙绰等名士游览山水，吟咏唱和，在山水中体味玄思，追求雅致超脱。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在会稽山阴兰亭集会，畅游山水，

笔者认为，琅耶王氏家族文化，更为王氏子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主题，带来了新的文学风格。

王氏家族崇奉佛释，玄学、佛学一直是王氏子弟创作的主题。东晋中期王氏子弟多创作玄言诗，或直接阐发玄理，或借自然之景表达玄思。

而琅琊王氏子弟的诗文中亦多道家思想。从东晋中后期开始，“佛学”为琅琊王氏世代文人所书写，或记叙与僧人的交往，或阐发佛理宣扬佛教思想。

琅娜王氏子弟好山水隐逸，在山水中体悟人生，王氏子弟亦创作了不少山水诗。琅娜王氏以儒学传家，有累世之经学，这对王氏子弟文章创作，特别是诏令奏议一类应用文学凝重雅正的风格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琅郡王氏家族出色的文学表现与其家风和家族文化密切相关，其家族文化和家风开阔了王氏子弟的视野，提高了王氏子弟的学识，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