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士人阶层的特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所代表的读书人群体眼花缭乱。同为士人，有的贵为王侯，有的贱为匹夫。有建万世之业、立不朽之功者，充分实现了其人生价值。

当然，也有虽满腹经纶，却毫无建树者，一生默默无闻，身朽名灭，鲜为人知。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复杂的表象，人们对士人的探究源源不断，试图从士人的特点、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士人本身的气节探讨古代士人群体。

有汉一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群体特点鲜明，并为后世士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基础。

一、汉初之士及其演变

士在两汉以前，并未构成社会生活的主导阶层，焚书坑儒更是对产生不久的士的一次重大打击。此后，士差不多沉寂了百余年。

汉初之士，是社会上没有什么根基的“游士”，数量既少，地位又低。

随着西汉社会的初步稳定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汉最高统治者逐步从重武将到重文臣，由轻儒贱儒至重儒用儒，有计划有选择地吸收儒士参加国家政权，以扩大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量录用士参加政权。

西汉中后期，出现士族家族和士阶层，其产生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勋戚之家，或延聘名师教授子弟，或遣子弟进入各级官办学校，转而成为习儒通才、世代以儒致仕的家族。

二是原以习儒传儒为业的家族，由于本人受征辟出仕或子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又代代相传成为士族家族。

三是汉武帝以后，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开始改变汉初以来的抑商政策，允许商人出资捐官。

这一时期的士人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的主体活动始终与社会连结在一起，而积极参与政治就是这一特点的具体反映。

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这是从士人出路职业方面对士人的概括。

因此，汉代士人绝大多数只从仕途方面寻找出路，甚至不论入仕与否，都会对社会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关怀。

这种关怀具体有两方面的倾向。一是积极投身社会，以天下为己任，入仕现时政权，参与政治讨论。

二是不进入政治旋涡，以政治的旁观者出现，批评政治弊端，议论得失，提供社会改革的方案。

士人对社会政治的关心，部分是为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多地是超越了个人和现实，表现为对社会未来和发展方向的终极关怀。

当这种关怀逐渐浓厚时，士人群体成为了社会的主导面。这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比较一致的道德标准来标榜自己，规范自己，以区别于社会大众。

于是，以孔孟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士的气节观臻于成熟。

二、汉代名士气节的构成

儒家经典教义的熏陶，汉代选官用人制度的政治塑造，汉代统治者刻意倡导的仁义纲常及对名节之士的大加褒奖，以及士群体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所形成的群体风范，使汉代的士孜孜追求于所谓名士气节或名士风度。

“仁”是孔子学说全部道德哲学命题的核心。“义”更为其继任者孟、荀所力倡，主张士应当具有“集义所生”的“浩然正气”。

至东汉中叶，清流士大夫均以节义自许，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后汉书·阿敝传》载：

“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

因此，围绕“仁义”，汉代名士气节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其主要构成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实绩，廉洁自好，敦为循吏，用以风标天下后世。汉代士大夫恪守“士志于道”的儒家信条，多怀天下之志。如《世说新语》载：

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

二是奋发敢为，拼死抗争，轻生赴义，构成两汉名士节操的标志。

在与浊流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清高节操的名士。他们不仅敢于上书皇帝，公然弹劾腐朽势力，而且通过清议，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来大造舆论。

太学生也在其领袖人物刘陶的带领下，多次举行请愿示威，声援士大夫的政治斗争。

清流官僚在与浊流的斗争中涌现出杰出代表人物：先有杨震等人与外戚阎显的斗争；继有李固等人与外戚梁冀的斗争；两次党锢之祸中，又有李膺、陈蕃、陈实、杜密、范滂等人与宦官的斗争。

而且，清流士大夫的死，往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特定的人生价值观，视死为荣。

轻生尚气是东汉士大夫名士气节中最具典型的特征之一，其中原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对此做出评价：

“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

士大夫的拼死抗争，实质上也是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上层中的反映。但是东汉的士族官僚与外戚宦官集团相比，在当时毕竟不是社会上最腐朽势力的代表。

他们所抨击的对象，是极端贪暴的当权外戚和大宦官，以及极不合理的时事弊政，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于当时黑暗阴沉的社会政局能起到一种激浊扬清、伐恶扬善、催人亢奋、起而抗争的作用。因而得到人民“破家”相容的拥护，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作用。

三、士林风气之爱国主义精神

汉代名士的拼死抗争，给汉代统治阶级造成了重大冲击，成就了汉代士林中名士气节的积极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是士大夫的天下己任，还是轻生赴死，汉代士人群体的这种爱国精神，对华夏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和近代革命志士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汉代班超的“投笔从戎”，晋代祖逖的“中流击揖”，宋代岳飞的“还我河山”，陆游的“铁马冰河”，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均以东汉名节之士为榜样。

他们以此激励自己舍生忘家地进行斗争，已为论家所公认。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所写的《正气歌》，更是一首阐述儒家仁义，宏扬天地正气，集气节之大成，以名节自砺的千古绝唱。

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后写下了

“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弥衡。”

他以两汉名士贾谊、弥衡来激励自己继续斗争。

激进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抱必死决心以图唤起国人的觉醒，坐等被捕，在狱中写下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他以东汉名节之士张俭和杜根来鼓励自己，从容就义。对于唤起国人投入反清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感召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忆天问军中》一诗中，将东汉班超与屈原、岳飞相提并论，反映了作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中共党员、著名的革命烈士杨匏安，在就义前写给难友的诗中说：

“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他以汉晋历史人物的名节亏否，来界定自己的行动，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牺牲精神，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繁忙的国事政务之中，一部《后汉书》几乎随身携带，许多名篇都能背诵如流。在讲话、书信及文稿中撷取汉代典故，信手拈拾，比比皆是。

这绝不是一部《后汉书》写得如何精粹生动，而主要是名士节操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成了后人宝贵的精神文化源泉。

汉代的名节之士及其故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结语

当今世界，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日益引起世人的注目，研究和宏扬儒家文化的精华，正当其时，而仁义学说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精华之一。

作为华夏民族精神的代表，汉代士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深远。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宏扬并继承这种民族大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