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士人为何表现出种种怪异荒诞的行为

东汉末年以来，政局动荡，杀戮不断，汉、魏、西晋相继嬗代，忠于故主不接受现政权者都逃不过身灭家亡的命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曾“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纷纷屈从于强权，由忠贞不二变为尸位素餐，避祸远嫌。但他们的内心又十分痛苦，愤懑无法言语，故而表现出种种怪异荒诞的行为，并引起了玄学的发展兴盛。

最初对士人的打击，应当源自党锢之祸。朱子《答刘子澄书》第五通云：“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且以荀氏一门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际于董卓专命之朝，及其孙彧则遂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盖刚大方正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文集》卷三五）余英时认为：“朱子所论党锢前后士大夫精神意态之殊异，甚有见地。此以前士大夫领袖尚具以天下为己任之意识，故其所努力以赴者端在如何维系汉代一统之局于不坠；此以后，士大夫既知‘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其所关切者亦唯在身家之保全，而道术遂为天下裂矣！”

士大夫经过党锢之祸，又历东汉末年之战乱，汉魏之兴替，眼见政治黑暗、经学衰败，自己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不免慨叹悲歌，述说人生无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建安名士”。曹操是建安名士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可谓功业赫赫，然而却仍在《短歌行》中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虽然豪迈，但仍显示出悲情的基调。其子曹植是另一位建安名士的代表。他的个人经历比较坎坷，所以诗文中更是表现出人生无常的感叹。曹植少时“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但文帝曹丕即位后，“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还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对他进行政治上的打击贬斥。“植常自愤怒，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曰……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又“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在这种有志不能申、又时时有性命之忧的政治境遇下，曹植感到“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以致最后郁郁而终。

及至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主魏政”，对支持曹魏的士人大开杀戒，何晏、夏侯玄等一批所谓“正始名士”都成了牺牲品。史载“（何）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是曹氏的亲戚，而夏侯氏更是与曹氏“世为婚姻”，他们被司马氏视为眼中钉是肯定的。这期间，大量亲魏的士人被“夷三族”，而他们的其他亲属也多被放逐，士人最终走向妥协。

“竹林七贤”可以说是士人政治态度转变的过渡时期，他们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乱世中士人人格的扭曲。“竹林七贤”中以嵇康的反抗性最强，而真正的反抗者也就是他一人。嵇康的被杀，与他反对名教的言论自然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是曹魏的姻亲，对政权的危害当然更大些。此后，再没有公开反对司马氏政权的声音了，士人们纷纷“变节”。向秀在嵇康被杀之后，即“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十分明显，向秀是为了保全性命才出仕的，是迫于强权的无奈，也是一种懦弱和逃避。他作《思旧赋》，草草开头又草草结尾，在朝而不任职，容迹而已，这都反映出内心的痛苦。至于阮籍则是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委蛇，才得苟全性命。《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而司马昭更把阮籍称为天下至慎之人，可见他为官处世小心谨慎到何等程度。不过即使如此，阮籍还是没能逃过写劝进表的角色。正是这种矛盾痛苦，使他不得不用怪诞的举止来发泄，可能也正是这种痛苦，使他最后决心告诫儿子不要像他一样吧。

然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又与嵇康、阮籍不同，他们又进一步走向了妥协。山涛本身就是司马氏的亲戚，而且早年就有为官的志向。《晋书山涛传》载：“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所以当司马氏掌权之后，他很快就当了郎中，并得到信任重用。钟会作乱于蜀，司马昭将要去亲征，而“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委以他监视诸王之责。但是当在乱世，政局变换不定，山涛处世也一样谨慎小心。《山涛传》曾写道：“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污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可见当时的士人很怕锋芒太露，不能保身，都行“中庸之道”，将个人性命放在第一位。而王戎更是“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只想着如何自保，完全以维护家族利益为准则，置国家朝廷于不顾。可以说，他是开了西晋士人无操节的士风的。

到了所谓“中朝名士”身处的西晋时期，士人更没有节操可言，都只是明哲保身而已。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匡弼，乃优游寄寓，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王衍则“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并对愍怀太子被诬一事不提供任何帮助。同时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背叛了原来的理论，将两者等同了起来，完全否定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风。中朝名士之一的乐广就曾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不提倡放任怪诞的行为。而阮瞻在回答名教与自然的异同时，更以“将无同”概括，指出两者本身就是相同的，一反前人之观点。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士人原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此一风气一直持续到西晋灭亡，也成为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汉魏晋时期，政治、士风、学术相互影响，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士人逐渐从以天下为己任变为只知明哲保身，确实为整体士风衰败之时期。而不重名节的士林风气，也加速了政权的嬗变和王朝的更替。但是被迫游走于政治之外，也促使了士人个体精神的觉醒和解放，促进了玄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之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