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治国”的国策是一部铜镜引起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太祖的第二个年号是“乾德”，定年号时赵匡胤就要求宰相们找一个前代没有使用过的。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后蜀宫女被充实到赵匡胤的后宫，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匡胤发现一个宫女的镜子背后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于是大惊，问遍了几位宰相都得不到解答，后来还是翰林学士窦仪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前蜀王衍的年号也叫“乾德”，镜子是那时铸造的。宋太祖因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太祖赵匡胤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值得研究，但采用文臣治国的确是宋初为了避免重蹈五代覆辙的重要举措。宋代被认为重文轻武，不管是宋代的士大夫们还是宋之后在提到宋朝读书人地位之高时，都认为根源就是宋太祖。

建隆三年（962）二月，宋太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宋太祖不但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多次表示“欲武臣尽读书”，自己也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代史书，经常读书至深夜，称读书能增广见闻。赵匡胤在随周世宗攻打淮南时，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结果一检查，发现其实是数千卷书籍。周世宗说：“你作为武将，应该花心思在坚甲利兵，带着这么多书做什么？”赵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很多书随时观看，就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啊。”

书籍编纂

赵匡胤的一系列鼓励读书的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提倡读书的导向，更重要的是借此来重建君臣秩序。五代时期，各路豪强凭借强大的武力争斗不已，胜者为王，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是希望消磨他们的猛悍之气，将这些出身戎行的武夫悍将，改造成明尊卑名分、自觉维护君臣秩序的官僚。换句话说，宋初重文的主要目的还是使文武官员各司其职，逐渐将武将手中的行政权和财权交到文臣手中，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宋太祖明白，历代都是“马上得天下”，但没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古代科举考试

皇帝提倡读书，在武将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很多武将居然也学会了引经据典。文治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为了提高文臣地位，而更多的是在于重建统治秩序，扭转五代时期失衡的文武关系，端正尊卑名分、君臣之道，以巩固赵宋江山。

提高文臣地位，起初是为了抑制武将权力的膨胀，但随着文治局面的展开，士大夫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相比于其他朝代，宋代士大夫的境遇是令人羡慕的，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太祖誓碑》，其中第二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记载颇多疑问，是否存在这样一块“誓碑”也有很多争议，但宋代的确很少杀士大夫，尤其和常在朝堂上杖毙大臣的明代相比，宋代的士大夫要幸福得多，一般情况下，大臣犯错最严重也就是被贬到岭南。王安石变法开始，变法派和保守派党争恶劣，斗败的下场也就是被赶出京城，到外地做官，最不济的被贬到岭南，永不得回京。不像明朝的党争那样，斗败的自己一个人死都是便宜的，经常是祸灭满门、诛灭九族。但也有人就此认为，正因为他们没有了死亡的威胁，所以宋代才出现了官员贪污盛行的现象。

太祖誓碑

宋代的文治是宋初君主为了矫正唐末五代政治之失，引导臣下明君臣之义、尊卑之分，重建儒家道德伦理，通过文臣驾驭武将，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意识，也就出现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士大夫们也就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