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初期文武之策的演变：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

前言

今人谈及宋朝往往有着以文立国的思维，认为宋朝立国以后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抬升到相当的高度，否认了武将在宋代建立以后的卓著功勋。

诚然，从宏观的历史大势来看，这种说法并无明显的错误，宋朝科举取士扩大了中下层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性，拓宽了原本几近闭塞的阶层流通渠道。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恩荫制度，可以说极大地笼络了士大夫阶层，纵有贬谪，却无性命之忧。相对于其他朝代，“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宋初统治者重文轻武主要借鉴于五代的藩镇之乱，故而提高文臣的地位，辅之以“欲令武臣读书”，希望改变自唐中期以来外重内轻、王朝更迭频仍的局面。

可以说，作为奠定一个新王朝并同大多数王朝一样，希望本王朝能传承不堕的统治者而言，遏制任何可能超越皇权的力量存在乃是其夙愿所在。在巩固皇权上，太祖充分发扬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为政之道，提高文臣地位的同时亦是有所防微杜渐。然而即使定下了不杀士的国策，并不代表士大夫阶层获得可以抗衡皇权的能力。

随着学界在宋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宋代的文武之策，并非仅由“重文轻武”所能涵盖，宋朝初期“文武之策”相对于整个宋朝“重文轻武”国策来讲，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异见。作为代表行政系统的相权以及权力运转中枢的文官阶层，从宋朝基业初始阶段可以看出，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博弈，更多的是以皇权的一方为主导而运转的。

文官集团的制衡与防范

在宋人心目中，仿佛赵宋一建国，文人的地位旋即抬升，顷刻间即压五代以来跋启的武人一筹，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创建宋王朝的宋太祖毕竟是从五代走来，凭恃武功取得政权的帝王，依旧留有相当浓厚的军阀习气，之所以建国之初崇尚文治，莫不是效仿历代开国君主的通行做法，即是“自古通规”，也是一个行之久远的统一王朝从武人政治到文人治国的必要转换。

毕竟，国家的发展，大政方针的制定，行政机构的运行，都需要文臣的效力，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在重武轻文风气延续了几百年之后毅然启用了文人治国”，可以说赢得了一大批士人归心，使其对新政权有着自发的好感，对人主亦怀有深情厚意。然其固有的习武思维，在对待读书人方面，难免不时流露出轻蔑的态度，“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五代时期军人身上的行伍习气仍然在影响着太祖太宗皇帝。

细究宋朝初立时期的故事，不难发现作为从五代时期走来凭恃武功取得政权的宋太祖，之所以在建国以后任用文士，“并不仅仅意识到了治国的需求；更现实的，是这些马上得天下的君主需要抑制武将权势膨胀的趋势，需要对付来自武将们的直接威胁”，且在宋初，对权高势重的文臣亦是多加防范的。文臣地位的逐渐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人气焰跋启且无法适应国家行政事务的运转，而且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问题和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亦是其极力提高文臣地位打压武将的重要缘由。

相权的分割与牵制

赵宋王朝承袭五代而来，五代时期虽无宰相专权，然而五代之前的唐帝国却不乏先例，再往前追溯更是不知凡几。作为一代雄主的赵匡胤，在采取措施防止武将篡权的同时，断然不会忽略了对文臣的防范。即使久坐中书的赵普，赵匡胤也时常微服私访其府邸，导致赵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如此一来，宋代的相权，比之于唐代及先前朝代，确实是降抑了。

在宋代，宰相一般设立多名，人数较历代尤多。首先是由于职权的分离，造成了宋政府财、政、军分立，三部门的实际负责人都相当于宰相。这样，即使有个别野心较大的宰相，也会受到其他宰相的掣肘，对皇帝巩固皇权有莫大的好处。

宋代宰相变更频仍，短则不过数月，为政十年以上者寥寥数人，“宰相如蔡京四起四落，赵普、吕夷简、文彦博三起三落，秦桧两起两落”，不断更迭的宰相很难对国家大政富有全面的规划，王旦则说他为相时“务行故事，甚所该作”，故而造就了宋代绝难有变法，变法绝难成的结果。

结束语

纵观宋朝初期的发展格局，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乱，兵革不息，采取相应的巩固措施提升皇权的统治力是很有必要的。骄奢跋启的高级将领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祸患，宰相亦只不过“但行文书而已”。因此，宋初崇文抑武之策可以说是必要且需尽快付诸实施的。然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武将在防御北方的辽乃至赵匡胤平定天下中皆属于不可或缺的力量，五代纷乱的社会，尚需这些“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的武将来征战。

而以宰相为主体的文官行政体系在经历了五代式微的过程中使得统治者能够相对轻松地予以控驭，在解决武将给统治者带来直接的威胁的同时，对文官的防范与牵制始终萦绕在统治者的内心。宋朝将宰相的权力分割与牵制，施行“官职差遣”制度以及台谏制度，可以看出其对文官集团的防范，即使这些措施造成了宋朝“三冗”突出，却也将此制度施行了下去。

进一步讲，在宋朝初期，国家的文武之策正处于由“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行政权力过渡阶段，“轻”与“重”乃是相对概念，将“文武之策”的关系绝对化乃是有失偏颇的，只有深入理解宋朝初期“文武之策”的前因后果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才能正确把握宋朝初期社会发展脉络。

相应地，“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一个新王朝持久发展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也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重要原因。两宋320年历史，处在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之下，不堪一击的军事实力只会使其旋即成为继后周之后又一个倏忽兴亡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