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士族”集团是怎么出现并走向成熟的

众所周知，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次政治上的变动不仅改变了汉朝本身，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成为了社会上的官方学问，儒学与官僚体制制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诸多民间学子开始纷纷投身于儒学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书香门第，教育教育资源有限的古代儒学世家逐渐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是魏晋时期士族最初的样子。

很多人认为士族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巨大的集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也是魏晋特殊的背景之下慢慢形成的，并且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历史。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士族”集团是怎么出现并走向成熟的。

一、“士”与“族”的融合

从某个角度而言，“士”与“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士”的概念是指士大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大诸侯为了能够快速增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不断选拔世袭制度之外的人才为己用。

这些人便是最早的士大夫一族，明朝时期朱元璋将天下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可见士仅仅是一个阶层的称谓而已。“族”则是家族的称呼，由此便可知，士族是士大夫阶层与家族的结合体。

秦汉时期并没有出现“士族”这一个概念，直至东汉末年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对天下势力格局的影响太大，慢慢地走向了他们开始步入官场，“士族”阶层正式出现并快速发展。

提及门阀士族这一个赐予，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那便是九品中正制度，这一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主要参考的标准便是德行和背景。

秦朝时期分封制被废除，贵族以家族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地方上形成了一种名为“乡党”的局面，此种局面也被后世人称之为“乡党社会”。

西汉时期，汉高祖、汉武帝皆以乡党社会为基础进行人才的选拔，察举制便是以学子在乡党之中的品行、名望为参考标准，甚至可以视为“乡党”是儒学选拔的一种外在体现。

两汉时期存在“乡论”这一种概念，也就是说它可以代表乡党对士的一种客观评价，对于朝廷选拔人才和士子进入官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此时人才的评定权在地方乡绅的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经过乡里的推选成为了士大夫，士大夫又反过来影响“乡论”扩充自己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士为基础的家族便顺势而出，这也就是最早期的门阀士族。

在这里要声明一点，门阀士族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朝廷所赋予的职位，它本身是建立在乡党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其根据建立在各大乡镇之间，简单来说虽无割地自立之名却有诸侯之实。

很多人都说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促成了门阀世家的形成，这种认知多少有一些错误，它存在的意义是在拉拢门阀世家的同时，减少对皇权的威胁。

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破坏了察举制选拔的基础，使得士族的权力来源慢慢脱离了乡党本身，对皇权的破坏时一种减弱的趋势，当然这一种改变持续了几百年才显现出来。

二、九品中正制促进士族身份转变

如上述所言，士族的形成建立在乡党社会的基础上，但他们最初并不是以官僚的形式体现的，直至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才开始跻身仕途一脉，官职世袭、权力世袭。

九品中正制下设立一个“中正官”，这一个官员负责主持乡党社会的选拔，以往乡党之间的选举仅仅是一种民间选举，但中正官主持的选举却带有国家政治的色彩。

换句话来说，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再仅仅是个人主体，而变成了国家承认的行政主体，士族便借助这一个渠道拥有了正式的官职，进而向着“政治门阀”进行转变。

九品中正制度本身就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想要实施开来必须要与乡里社会紧密相连，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必须依靠门阀世家来进行对天下的统治。

如此一来士族就垄断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原本的社会身份、民间身份一步步向政治身份蜕变，由最初的个人覆盖到整个家族，士族、门阀的概念正式形成。

所以说门阀士族并不是士族开始出现就存在了，而是当士族的社会身份转变为政治身份时才算开始，而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他们转变的一个工具和渠道，亦或者说在转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门阀士族政治身份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了过程，亦或者说是一个特权积累的过程，政治特权和身份特权是门阀士族区别于普通士族最大的两点。

回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门阀士族政治特权的积累，是通过一次次的政治改变而达到的，比如“计资定品”政策就为门阀士族的子弟提供了大量的便利。

“计资定品”的环境下，门阀士族不仅有着强大的门第观念，通婚限于门阀士族内部，排外性质非常的强，以至于到了最后势力盘根错节，甚至可以威胁到皇权。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名为“五等爵”的政策，封爵与官制合二为一，此时官僚阶级不仅享有各种政治利益，甚至连官品都能够带来相应的权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计资定品”下高门阀子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背景获得“清官”的资格，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进入仕途，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寒门子弟即使成为了官吏也因爵位低下不具备政治特权。

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确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政治工具，因为皇权想要正常且高效运行，必须要建立在门阀统治的乡党社会上，这才早就了士族对上品官僚资源的垄断。

九品中正制度和门阀士族的出现使社会流动大为停滞，这一政治体制破坏了正常的民间秩序，但当门阀士族过于重视官爵和名望时，其实也是他们衰亡的开始，毕竟权力来源于皇权便会受制于皇权，相互成就又互为因果。

三、于巅峰中衰败的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度将乡评与官吏举荐相结合，它与“乡举里选”一脉相承，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乡举里选”是乡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人辅佐皇帝，而中正制度则是由朝廷派遣的中正官选拔人才，进入朝廷为官治理天下。

前者的权力来源建立在乡党社会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约束力，但后者的权力来源却是当朝的皇帝，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差距但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门阀氏族能够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崛起，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阶级独立性，也就是说有着早期诸侯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甚至可以影响皇权在地方上的实施，这是一种软文化实力的体现。

这一种软文化优势是门阀士族社会身份的体现，也是他们获得政治垄断、政治特权的最大依仗和前提，士族门阀能够形成也是依仗这一文化优势。

九品中正制度下，门第发展确定了不同姓氏之间的高下尊卑，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使得选举固定于某一个门第之下，士族的文化在特权下开始萌生并发展。

累世公卿制度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也为门阀士族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当时儒家学说虽然相对衰落，但这样一种文化却对士族有着巩固作用，尤其是在新兴政权中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九品中正制度所带来的效应，导致门第成为了一种社会主流文化，士族也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文化，使得自己的社会身份向政治身份转变，同时又在社会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可惜的是，门阀士族虽然地位、身份高于诸多社会人，但当他们脱离了乡党社会的土壤根基后，忘记了其原来的责任，而乡党社会也开始慢慢疏远他们。

魏晋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门阀士族虽然依旧存在，但因为缺少了发展的土壤渐渐失去了活力和影响力，就像一个没有内在的空壳，衰败是迟早的事情。

隋朝创立科举制度后，寒门子弟和军功阶层逐渐兴起，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度下门阀士族对官场资源的垄断，新兴阶层的崛起导致门阀士族的生存空间被极具压缩，势力被无限制的削弱，以至于慢慢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简而言之，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门阀世家的辉煌，但也剥夺了他们自下而上对皇权的硬实力约束，亦或者说失去了来自乡党社会的根本性支持。

当根基都不存在了，再大的辉煌也仅仅只是过眼云烟，迟早会败落的。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