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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察举选官名实不符,很难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同时,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背井离乡,“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难以掌握士人的真实情况,使察举制无法实施。
曹操在割据势力混战过程中,实行“唯才是举”,广泛吸收人才。曹丕称帝之后,为使"唯才是举"这一选举原则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遂根据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在州、郡、县设立“中正”,均由在朝廷担任高级官职的本地人充当。中正负责考察本地士人的家世门第和品德才干,评定等级(即品),共分九品,并写出评语,上报中央政府。中央有关部门选任官吏时,主要依据中正为士人评定的品第,授予相应的官职。
曹魏初行九品中正制时,由于中央选择的中正多以“贤有识见者为之”,中正能够采择舆论,品评人物也能够做到“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这项制度体现了“唯才是举”的精神,并且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充实官吏队伍。
但是,到了曹魏后期,中正对士人的品评越来越重视家世门第,使九品中正制蜕变成维护世家大族政治特权的制度。
西晋时期,中正一职都为各地在京做官的世家大族所把持,他们品评人物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完全转化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官途径的工具。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使世家大族的势力急剧膨胀,从而产生了士族门阀。士族门阀是以家族为单位,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政治上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特权阶层。
士族门阀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出现的世家大族。东汉时期,伴随着田庄经济的崛起,世家大族在经济上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在政治上通过察举选官和私家传授经学,形成了"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的局面。
三国初年,曹魏和蜀汉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强大族,但其政权基础仍是世家大族。魏、蜀、吴三个政权都是依靠世家大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司马氏代魏建晋,也是借助于世家大族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其中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沈是其代表。所以,“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言亡魏成晋也”,形象地说明了世家大族在灭魏建晋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于此可见,世家大族已经能够左右一个王朝的兴废。正因如此,西晋政权建立后,不得不采取措施,确认和维护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与他们共享胜利果实。
伴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增长,他们享有的各种特权由习惯上的传承变为法律上的承认。于是,魏晋之际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法令规定。诸如曹魏实行的"租牛客户制",东吴的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西晋的官吏占田荫客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的实施,使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法律的确认和维护,完成了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士族门阀制度终于在魏晋之际得以形成和巩固。
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体现出士庶区分的严格性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合法化。士族门阀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极力扩大其与庶族寒门的差异,使二者之间的界限明朗、深化,史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士族与庶族的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也相差悬殊,连生活习俗都保持着严格的区别,互不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士族门阀在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安稳地享受着世袭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经久而不衰,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显贵士族门阀,历经两晋南朝各代,一直处于权力中枢地位,根深蒂固,坚如磐石。南朝梁时,琅邪王氏后裔王筠还自我夸耀说,两晋以来,“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如吾门世者也"。
士族门阀制度在东晋时期达到鼎盛,其权益受到更多的保护。政治上,士族门阀“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凭借门第和资历垄断仕途,国家权力中心的录尚书事、中书监(令)、尚书令(仆射)等高官潜职,几乎完全被门阀所把持,庶族寒门只能充任一些低官独职。
士族门阀不仅享受依官品占田的特殊待遇,而且可以封占属于国家的山林川泽。士族门阀与庶族寒门之间的界限也更加严格,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政治准则,等于宣告士族门阀不受法律约束。
士族门阀制度从东晋末年开始走向衰微,到南朝更趋没落,寒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士族门阀的衰落,是经济关系变化、各种社会斗争的打击及其自身腐朽造成的结果。南朝时期,家族关系和依附关系发生变化,动摇了士族门阀依存的经济基础。
家族析分现象在南朝各代已经十分普遍,史载:“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大家族在析分过程中,财产分散,破坏了家族经济的统一。各个家族的分支交往稀少,关系疏远,宗法观念淡漠,从而使士族门阀在家族分化的过程中势力减弱。
与此同时,东晋与南朝各代政权多次实行将侨居人口按现居住地登记管理的"土断"政策,以及放免奴客等措施,使士族门阀控制的依附人口大为减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这也削弱了士族门阀的势力。
农民反抗斗争的打击,对士族门阀的衰落起了重要作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尤其是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直接打击了一些士族人物,有的家族“合门遇祸,资产无遗”。
统治集团内争及其相互残杀,促使士族门阀整体力量遭到削弱,如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诛杀周颤、沈充等士族人物,周、沈两家士族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桓温专权时期,极力排斥庚氏和殷氏等士族,司马道子执政和桓玄叛乱,沉重打击了太原王氏家族势力。梁朝发生的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使南方士族门阀迭遭致命打击,势力愈益衰弱。
士族门阀由于政治、经济特权受到法律保护,高门子弟凭借门第就可以“坐致公卿”,从而丧失进取心和竞争力。他们普遍追求享乐,不学无术,参加策试雇人答卷,出席宴会请人赋诗。平日里宽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车,入则人扶。
长期的寄生生活,使他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生存能力也大为下降,一经变乱,只能坐以待毙。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士族门阀已经失去继续掌握政权的能力,从而为庶族寒门的崛起提供了良机。
南朝时期,寒人的政治地位及作用都明显提高。他们在国家机构中担任的官职虽然品级仍不很高,但机要性极强,因此掌握了许多实权。寒人担任的中书舍人一职,原来只是中书省的一般官吏,职责为掌理表启章奏。但在宋、齐时已经侵夺了宰辅机构长官中书令的职权。
中书舍人分掌政务,往往专权用事。刘宋时,寒人出身的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等人担任中书舍人,孝武帝刘骏处理官吏的选授、升降和赏罚等大事,都与他们商议,然后作出决定。
寒人在地方州镇担任的典签,原先不过是府州内部议论政事时传递文书的小吏,但在南朝各代大力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受到重视。从宋孝武帝时起,为了抑制士族在地方府州中的势力,便任命寒人为典签,对府州行使监察权,以至"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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