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用人之道：唯才是举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把酒临江，眼见北方大定，心中豪情万丈，于是横槊赋诗，写下《短歌行》一诗，以表明自己对人才的渴求之意。

所谓"为政之要，惟在用人"，作为一个优秀的枭雄，曹操自然深刻了解。但不同的是，两汉选拔人才，奉行察举制征辟制，更加看中"唯德（贤）是举"。也就是说，名气大、人品好的人，更容易做官。

但曹操选人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注重"唯才是举"，赏拔人才向来不拘一格，从而造就了曹魏账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的繁盛之景。

唯才是举与曹魏兴盛的原因

纵观曹魏发展史，曹操早年能在中原站稳脚跟，离不开他对人才的包容态度。

裴松之注引《魏书》评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也就是说，曹操善于提拔人才，而且不看他们的出身与来历。曹魏军中的外姓将领，当以五子良将为先。

这其中，于禁、乐进出身都不高，乃是寒族人氏；而张辽、徐晃更是降将。但在曹操的妥善任用下，这些人在日后都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至于其他人才，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在北方大定之后，曹操开始将自己"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具现化，并以法令形式明确提出。

这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求贤三诏，即建安十五年（210年）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214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以及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

从三道求贤诏令来看，曹操唯才是举的语气越来越强烈，他将"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思想贯穿其中，并以韩信、陈平"负辱之名"为例，表明自己的用人思想。

简单来说，曹操用人，不看才子们的过去与品德。但凡有一技之长，曹操都会欢迎他的加入。

如谋士郭嘉"不治行检"，曹操却对他信赖有加，所以郭嘉发出"十胜十败论"，为曹军打下官渡之战立下必胜之信念。

又如杜夔，是个杰出的音乐家。《三国志》中说便他"善钟律,丝竹八音无所不能"，于是曹操命他为军谋祭酒，负责雅正之音，从而促使了曹魏音乐史的繁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综上，曹魏人才济济，离不开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这也是曹魏政权无比兴盛和率先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二、曹操不喜门阀力求改革，曹丕妥协的产物九品中正制

虽说曹操思想开明，但他依旧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在门阀豪族崛起的魏晋时期，曹操倘若不借助世家力量，也很难完成崛起。

这是因为北方的豪族势力最为团结，也最有凝聚力，即便曹操手段再高明，也难以一己之力撼动。

因此在曹魏的人才体系当中，士族力量依旧占据多数。不妨参见以荀彧为代表的汝颍士族集团。

裴注《彧别传》中说："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作为五大谋士之首，荀彧为曹魏政权的前期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这13位才子大多都如愿身居高位，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世家出身。而颍川籍人士，如陈群、钟繇等，更是多达9人。

话虽如此，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本质上还要看才干。上述这些名臣能得到曹操赏拔，也多依赖于他们自身的才华。不同的是，这些世家出身的才子，更加容易被曹操赏识罢了。

曹操会生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影响：

其一，曹操反感名士的作风。

曹操所在的谯县曹氏，只能算是乡里氏族，与门阀士族尚有一定差距。而且曹操的祖父曹腾，还是宦官出身。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令宦官集团与党人集团势同水火。

尽管曹操初入仕途时，曾多次与宦官叫板，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难免还是有人对他的身份指指点点。

比如陈琳在袁绍手下时，便骂他是"阉赘遗丑"。可见士族对曹操的出身，还是有些瞧不起的。这段经历，让曹操对名士清流有了抵触心理。

而在思想上，曹操没有受到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他更倾向于名家与法家思想。傅玄曾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

因此曹操对东汉名士标榜的名节、德行表示反感，认为他们是腐儒朋党，思想观念过于落后。

其二，曹操想要打破士族垄断。

东汉末年，随着豪族势力的不断崛起，他们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厚。而这，则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因此曹操在政治、经济、军制上进行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士族垄断。

在政治方面，州郡之间的豪强士族通过联姻的方式互相联合，他们借助察举制，使得世家中的后辈子弟能顺利进入朝堂。经过多年发展，豪族逐渐演变成门阀，就像汝南袁氏这样，便是门人故吏遍布天下。

所以曹操推行"唯才是举"，便是对士族"唯贤是举"最好的反击。

在经济方面，豪族集团在崛起的过程中吞并了很多的土地，造成很多农民流离失所，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又大力推行屯田，将土地收归国有，使得百姓恢复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集团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豪强集团拉拢了不少流民，让他们成为族中的部曲。这些部曲尽管名义上听从曹操，但实际上，他们只忠诚于家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创造性地改进了都督制。他委派曹仁、夏侯惇等心腹将领为一方都督，令他们对辖区内的部曲进行统一调配。为了获取军功，这些豪强不得不听从都督的调遣。

不仅如此，曹操在掌权之时，曾多次擅杀名士。这种手段虽然强硬，但在镇压士族这方面上，的确起到了奇效。

曹丕能顺利即位，也离不开曹操对士族的打压之策。但曹操去世以后，门阀士族的小动作又随着曹丕篡位而愈演愈烈。曹丕若效仿曹操的暴力手段，势必会引起士族的更大反弹。

就在这个时候，陈群提出一道权宜之计，即九品中正制。

这种选官方式，将"家世"与"才干"都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从而有效缓解了曹氏与门阀士族的利益分配问题。

三、九品中正制为何沦为形式？

九品中正制刚推行之初，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据《宋书·恩幸传》记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

曹丕在位时，秉承父亲"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同样收获了不少人才。但九品中正制的本质，便是一道权益之计，它能在推行之初起到有效作用，是因为两种培养它的两种环境，尚且处在变化之中。

首先，曹魏政权之中，曹氏与士族集团的斗争尚不明确。正因为双方角力，曹氏才能如愿收拢寒门才子为己所用。

但在曹魏后期，代表士族阶层的司马氏一族崛起。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掌握朝中大权之后，朝廷选拔人才便开始向士族倾斜，最终造成西晋年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其次，三国鼎立时期，战争依旧频繁，人口迁徙与流动现象也始终存在。

西晋史学家卫瓘评价道："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

显然，九品中正制设立的另一原因，便是适应这种频繁的人口流动现象。中正官为朝廷举荐自己辖内的同郡（乡）才子，是朝廷选拔流寓人才的必要手段。

结语：

西晋一统之后，中华大地进入短暂的和平时期。再加上代表司马氏一族的上位，导致门阀世家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形式化工具，从而成为门阀世家维护自身地位的绝佳手段。东晋年间，"王与马，共天下"，可见门阀士族的影响力堪比皇权。

即便此时的社会依旧处在战争与动荡之中，但九品中正制也早以固化，再无转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