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末任总督：瑞澄堪称“猪队友”，“辫帅”张勋想复辟

总督，俗称封疆大吏，清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清初设八位，后增设东北总督一职，固有“九大总督”之称。直隶总督：张镇芳（1863年—1933年），袁世凯老表，晚清末任直隶总督。辛亥革命时，支持袁世凯对抗革命党；后支持袁世凯称帝，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世凯死后，又支持张勋复辟，失败后被政府逮捕。1918年获释，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两江总督：张勋（1854年—1923年），江西奉新人，末任两江总督，曾参与中法战争，助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清朝灭亡后，为展示“忠臣形象”，张勋继续留“辫子”，麾下数千兵马亦是如此，时人称之为“辫帅”。1917年，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由，率兵北上，逼迫黎元洪下台，而后拥戴溥仪复辟，但“闹剧”仅仅维持12天便宣告失败。1923年，张勋去世，溥仪给他武官最高谥号“忠武”，与岳飞21世孙岳钟琪一样。

闽浙总督：松寿，满洲正白旗人，与多尔衮同出一旗，末任闽浙总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宣布本省独立，脱离清王朝控制。此时，福建革命党人希望松寿“识时务者为俊杰”，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为此，革命党人直接发动起义，武力荡平顽抗之八旗劲旅，松寿兵败，自杀身亡。

云贵总督：李经羲（1860年—1925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侄子，末任云贵总督。和叔叔李鸿章一样，李经羲为人很圆滑，非常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眼看大清准备灭亡，李经羲便开始与本地精英搞好关系，重用蔡锷、唐继尧等留学日本的学生，还创设了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此外，李经羲镇压革命派并不积极，所以革命军也没有为难他，昆明起义时李经羲被抓，但被蔡锷释放，逃往上海。就此而言，李经羲也算是人生赢家，投资有了回报。

湖广总督：瑞澄（1863年—1915年），满洲正黄旗人，末任湖广总督，少时就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也算是名声远扬。不过，瑞澄对中国近代化之贡献非常大，满清若是没有他这猪一样的队友，估计还会继续抗几年，继续将华夏带进深渊。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任湖广总督、手握重兵的瑞澄直接弃城而逃，经芜湖、九江、至上海，随后又远远地逃到日本，到了宣统退位后才敢回到上海，1915年在上海病逝。

两广总督：张鸣岐（1875年—1945年），山东无棣人，末任两广总督，一生充满罪恶，后被民众活活骂死。为大清效力时，大肆屠杀革命党人，用爱国志士之鲜血染红顶戴。武昌起义后，仇视革命，逃往日本；袁世凯掌权时，与龙济光劝进袁登基称帝。“九一八事变”后，甘愿为日本效力，充当汉奸，做走狗。日本败亡在即，发起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必胜”。抗战胜利后，张鸣岐在民众的一片骂声中死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年—1927年），汉军正蓝旗人，末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典型的顽固派，仇视革命，仇视共和，一心想着服侍大清王朝，拒绝任职民国政府，表示“忠臣不事二主”。武昌起义后，赵尔巽与张作霖等肆意残杀革命党人数千，时评：“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刻虽赞成共和，实为民军公敌。”为了纪念大清，赵尔巽坚持著述，编成《清史稿》一书，对大清极力褒扬，但其史料价值还是很高。

陕甘总督：长庚，满洲正黄旗人，末任陕甘总督。武昌起义爆发后，长庚与伊犁将军志锐、陕西巡抚升允等谋划迎接溥仪到西安，占据潼关要塞，抗衡革命党。与此同时，长庚、升允等率兵击杀革命党，连下数十城，大有出关横扫中原，南下绞杀革命党之势头。不过，溥仪可不想迁都西安做无谓挣扎，时年6岁的他同意南北议和，光荣结束大清统治。

四川总督：端方（1861年—1911年），满洲正白旗人，末任四川总督。相对其他八位总督而言，端方命运悲惨，成了起义军“投名状”。端方思想开明，重视发展实业，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武昌起义时，端方被四川起义军俘虏，并在押解往武昌途中被杀死，首级则被拿来游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