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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交互关系。400多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比如,德国古典哲学鼻祖莱布尼茨,终生都提倡中国哲学,他与弟子沃尔夫都是欧洲著名的“中国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康德,是17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其继承的唯理论哲学和休谟经验论哲学,都受中国哲学的积极影响,以至于尼采把他叫作“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孔夫子)”;代表17世纪以来欧洲唯理论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其本体论“绝对理念”与逻辑学“正反合”三段论式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太极”、阴阳辩证法等密切相关,朱谦之就指出,“《精神现象学》和《大学》之道完全吻合,几乎可说即是《大学》之翻本,或订正本,如使不是黑格尔受了孔氏遗书的影响,简直是无法说明的了”。再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有共通之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驳青年黑格尔派卡尔·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格律恩与圣西门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进行对比。格律恩说:“社会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不可能叙述它的全部历史,不可能从印度人和中国人开始,然后转向波斯、埃及和犹太……”卡贝驳斥说:“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从二人的对话可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必然研究过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点。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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