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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讯 在近代描写赞美西湖的诗词文赋中,被称道并选入多本合集的《最忆是西湖》《湖滨旧影》两篇散文不容忽略,可惜其作者袁荣叟如今少有人知。
袁荣叟(1882—1976),字道冲,浙江桐庐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考授法政科举人,清末任学部员外郎。民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政府国会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浙江咨议会议员,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胶澳督署秘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青岛永裕盐业公司经理等职。还创办杭州县级官商合办银行——杭县农工银行并任首任行长。抗战期间,他赴香港,辗转西南,先后任香港《大公报》主笔、云南大理文化书院图书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副主席,松江县政协委员,编纂有《胶澳志》《袁永慕堂残余书目》等。
袁荣叟有从政、金融、教育、经商、新闻等多重职业经历,本质上仍是文人士大夫。他“三考”(乡试、会试、殿试)出身,中过举人,文化修养全面,工诗文且精书法。初习书法时,以摹写唐人名家为主,入门后受时人影响,对颜真卿尤为倾心,后期涉足碑学,追求拙趣,书风别开新境,在同时代学颜者中颇具辨识度。
袁荣叟的行书保留了颜字横细竖粗的笔法特征和“中宫疏朗、四围外拓”的结字规律。落笔大胆,笔力雄厚,似绵里裹铁,有篆籀之气。他并非简单用提、按、顿、挫强化笔画对比,而是巧妙以运笔转折呼应和牵丝连带贯通,体现书写节奏与韵律。其笔下传承彰显了颜字的“庙堂之气”,还写出文质彬彬、儒雅蕴藉又不失雄浑朴茂的新面貌,跳出了学颜不成变“墨猪”的通病,为后来学颜者提供示范与启示。
笔者最佩服袁荣叟谋篇布局、营造字势的独特手法与超强能力。近现代名人墨迹多为信札,信笺有乌丝栏,一般书写者受限易刻板平淡,若不拘约束任意挥洒,又易视觉混乱。但观袁荣叟写给周肇祥的一函,整整五页,界格打底,字形结体却随意率性,欹侧摆动,遒曲缠绕,整体密而不混、杂而不乱,通篇有条不紊、穿插有序,上下呼应、左右映带。书至落款处,心手双畅,间杂草书,一泻千里,惜纸短情长,如曲至高潮意犹未尽。西汉杨雄在《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明代项穆于《书法雅言》中道:“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此函为私信,书写者无需掩饰,文涌墨倾,情至笔到,字里行间的腾挪揖让、张弛互见,体现出袁荣叟身处乱世内心不甘沉沦、左冲右突的挣扎和不受拘束、特立独行的孤傲。这件墨迹也启示我们:虽不能选择出生年代,摆脱潮流裹挟,但可选择处世与生活态度。
若说袁荣叟的行书灵动、激越甚至跌宕,其端楷尤其是小楷则从容、优雅、静穆、高贵。虽未达笔笔精到、字字精彩无可挑剔之境,但满纸清新,风神流利,魏晋之风跃然纸上。其间可见王羲之《黄庭经》和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的温润洒脱气息,间或还有赵孟頫、文征明的影子,令人如沐春风。这表明,真正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书法,表面平静平淡,无搔首弄姿或剑拔弩张之态,内里却蕴含历久弥坚的真力和超迈时流的魅力。袁荣叟或许未将自己视为书法家,也未将书法作为主攻方向,不在意世人评价,仅是兴趣爱好,所以提笔更轻松自如。
袁荣叟的父亲袁昶是“庚子五大臣”之一,官至太常寺卿,全面负责总理衙门外交事务,还是著名藏书家、文学家,诗学承袭同光体浙派,是晚清诗坛重要代表人物。其母亲是著名词人薛时雨的侄女。袁荣叟自幼耳濡目染,才情横溢,文笔出众。他的《最忆是西湖》是近代写西湖的佳作,文中写道:“西湖之妙,在于湖里山中,山屏湖外,登山兼可眺湖,游湖亦并看山。有时山影倒置湖心,有时湖光反映山际,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复离。尤妙者凭湖驻塘,隔江为二,湖锁塘内,江流塘外,二者若相即若不相即,江潮湖影,乃并寿于无穷矣。”若无丰富人生阅历和驾轻就熟的笔墨功底,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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